长征路上 “红小鬼”：化作燎原火，照亮长征路

长征路上“红小鬼” ■章熙建 长征路上的“红小鬼”，是红军队伍中那些年龄较小的战斗员。他们虽然稚气未脱，却意志如钢；尽管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雪山上，他们为战友鼓劲；草地里，他们用生命探路；战场上，他们像其他官兵一样英勇作战……“红小鬼”的少年英姿，至今闪耀在岁月长河里。 一 1934年11月，蒋介石命令何健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追剿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直指界首渡口。然而，敌人遭遇了红军的顽强阻击。 直到红军撤出战场、渡过江去，敌人才从牺牲的红军官兵身上发现：让他们吃尽苦头的，竟有一群“红小鬼”——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 少共国际师组建于1933年8月，番号为红5军团第15师。全师约1万人，70%以上是党员、团员，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有不少十四五岁的“红小鬼”。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誓师出征。行军路上，他们斗志昂扬、齐声高唱《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坚决的、勇敢的、武装上前线。做一个英勇无敌红色战斗员，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1933年9月的闽北拿口战斗，红15师初战告捷，歼敌3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朱德、周恩来和杨尚昆发去贺电，称赞他们“铁拳初试”。 1934年10月初，红15师担负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任务，在石城保卫战中打得英勇壮烈。这场战斗历时12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企图，为中央红军集结和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湘江战役中，红15师坚守阵地5昼夜。12月1日黄昏，师长彭绍辉和政委萧华率主力渡江。到对岸后，他们发现还有一个团没过来。萧华曾回忆说：“当我们翻越了上下几十里的大山，到达油榨坪集结的时候，失掉联络的那一个团也英勇地抢渡了湘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并在当晚以强行军赶上了师主力。”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少共国际师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由于伤亡严重，部队整编时被编入红1、红2师，番号就此撤销。 多年后，萧华深情赋诗，纪念少共国际师光辉的战斗岁月：“少年有志报神州，一万虎犊带吴钩。浴血闽赣锐无敌，长征路上显身手。” 二 几乎同期，在距离中央苏区1700多公里的川陕根据地，战斗着另一支由“红小鬼”组成的红军劲旅——“少共国际先锋师”。 少共国际先锋师于1935年1月在四川广元旺苍坝（今旺苍县）建立。全师辖2个团，共2000余人，最小者仅12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机关、运送粮食弹药、救护伤员、侦察敌情，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1935年春天，嘉陵江战役期间，少共国际先锋师奉命担负运送伤员任务。“红小鬼”们八人抬一个、一对一地搀扶；抬担架的战士们在上下陡峭路段时，宁愿自己膝盖磨破、臂肘流血，也要让担架保持平稳，不让伤员受苦。 这年，少共国际先锋师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随着长征的深入和部队整编的推进，该师逐渐融入红四方面军其他部队。 如今，在当年的川陕根据地及红四方面军长征沿线，少共国际先锋师留下的大量石刻标语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标语宣传着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以及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成为这支“娃娃军”英勇战斗的生动见证。 三 1934年11月16日，一支编有大量十四五岁“红小鬼”的红军队伍，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大旗，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路。10个月后，他们成为红军4支长征部队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部队。 这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的红25军。它是一支富有传奇色彩的部队，创建于1931年10月，后属红四方面军建制。 1932年10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作战略转移。红25军军部奉命率第73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留下的红25军一部坚持斗争。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根据地内的各红军主力团组织起来，重建红25军，继续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当时，根据地还有不少红军伤病员及烈士遗孤。 能抱稳步枪的小战士们被编入战斗班，扛不动枪的就担任司号员、通信兵等。当时，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10岁的熊开先，跟随父亲参军，在红25军第75师担任司号员和宣传员。他跟随队伍长征到达陕北时，才12岁。 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今属河南省新县）的11岁少年吴小锁，也在这时参加了红军。他的亲叔叔、红25军政委吴焕先交给他一把2尺多长的马刀，对他说：“小锁，你要用这把刀杀出一个新世界来！” 在湖北省红安县档案馆，保存着一张延安时期的照片。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红25军军长徐海东时，18岁的军特务营政委吴伟正在旁边。于是，斯诺的镜头中留下了他青春瘦削的身影。 无独有偶。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旧的红二十五军剩下来的战士还是继续拼命反抗……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也不用对他们宣传，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 吴伟恰与文中叙述的“十一二岁的儿童”有着相同的经历。1931年，吴伟上山寻找担任皖西北道区苏维埃委员兼游击大队长的父亲吴思祯时，留在山上当了红军。他先后担任班长、指导员等职务，到达陕北时已是军特务营政委。《共产国际》刊文中写到的儿童是不是以吴伟为原型，已经无法考证。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红25军中，与吴伟入伍年龄相仿的小战士还有很多。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这群政治上提早成熟的“红小鬼”，义无反顾地踏上革命征程。他们高唱的《红军青年战士之歌》，响彻云霄、威震敌胆。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长征至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以东，遭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疯狂堵截。当时雨雪交加，红军饥寒交迫、身着单衣，许多人草鞋被烂泥粘掉，赤着脚仍奋勇杀敌。在敌人即将对红25军形成围堵的危急关头，军领导身先士卒，带领指战员英勇作战。在敌人重兵包围之中，红25军杀出一条血路，于当晚越过许南公路，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成功突围。 如今，在独树镇七里岗和砚山铺一带，数座“娃娃坟”无言地诉说着“红小鬼”们的赤诚与忠勇。独树镇战斗后，42名受伤被俘的少年战士，面对敌军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始终严守秘密、宁死不屈，最终悉数被害。当地群众冒死收殓遗体，发现他们身上仅携带干瘪的炒米袋、磨破的草鞋……人们见此无不泪下，遂将他们分几处合葬。 在陕北直罗镇，烈士陵园中的“直罗镇战役十二小烈士纪念碑”，记载着一段“红小鬼”的英雄故事。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前夕，红25军的12名少年战士潜入黑水寺侦察敌情，在送出情报后不幸被俘。面对严刑拷打逼供，他们坚贞不屈，最终全部被残忍杀害。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只留下带血的脚印、英勇的事迹。 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经历近百次战斗，牺牲的少年战士达800余人。长征路上，“红小鬼”的生命开出绚丽英雄花。 四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中，除成建制的少年红军部队外，还有许许多多幼小而坚强的身影，闪现在浴血远征的行列里，构成长征史诗中一道别样风景。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队伍中，有一个扛着红缨枪的“红小鬼”特别惹人注意。他叫向轩，那年刚9岁。 向轩，192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在他不到2岁时，母亲贺满姑为掩护乡亲们转移，英勇牺牲。从此，向轩随着姨妈贺英生活，辗转战场。1935年5月，贺英在敌人“围剿”洪湖游击队时身负重伤。牺牲前，她拉着向轩的手说：“去找红军！” 那夜星光暗淡。向轩成了红2、红6军团总指挥部通信班年龄最小的战士。长征途中，有一次后续部队没跟上，通信班奉命传令联络。看到战友疲惫不堪，担任副班长的向轩说：“给我口令，我去！”他躲过敌机扫射，勇敢完成了任务。不久，向轩在一次战斗中脚踝受伤，班长让他骑骡子。他说：“骡子驮人会耗力，等到要送电报时就跑不动了。”他坚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追着队伍走。 一次敌机轰炸中，向轩连人带电台被气浪掀进泥坑。等敌机飞走后，他先确认电台没有受到损坏，才抬头看了一眼黑压压的天空，爬出泥坑追赶部队。 有位红军老战士晚年回忆长征时说道：“我们队伍里有个‘小鬼’，背的电台比人还大，一路上不吭一声。”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有《红小鬼》章节。在记述一个少年号手的模样时，他写道：“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 在讲述一个“15岁的瘦少年”的故事时，斯诺写道：“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长途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什么印象……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 斯诺笔下的“瘦少年”身份，已无从查考。但有一个“手拄木棍，腰别横笛，一路歌声不断”的年幼女兵，却深深地留在人们记忆里。她就是王新兰。 王新兰9岁加入红四方面军第4军宣传队。她不仅会写标语，还会编演节目。爬雪山时，她拽着马尾巴往上爬。到了山顶，她为战士们加油鼓劲。她用稚嫩的双脚伴随着胜利的歌声，一直走到了陕北。那时的她，还不到12岁。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红小鬼”都能受到命运眷顾，顺利地走完长征。 在贵州遵义红军山，有一座“红军坟”，坟前立着一尊左手怀抱小孩、右手端着汤匙喂药的红军女战士雕塑。这尊雕塑里隐藏着一段悲壮故事。 1935年1月，红军长征来到遵义。一天傍晚，一个孩子赶了几十里山路，跑到驻扎在桑木垭的红军连队，说他父亲得了急病。连队马上派小卫生员前去救治，使病人脱离了危险。第二天，小卫生员返回驻地时，连队已经开拔。他赶紧追赶队伍，却不幸中弹牺牲了。乡亲们含泪把小卫生员安葬在路旁松树林里，因不知他的姓名，便在墓碑刻下“红军坟”3个字。 直到1965年，在原第七军医大学任副政治委员的钟有煌带学员拉练来到遵义，回忆往事，才揭开“红军坟”之谜。有关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考证，确认小卫生员是12岁参军的龙思泉，牺牲时才18岁。 1953年，小卫生员与在遵义牺牲的77位红军烈士一同被迁葬至红军烈士陵园。因乡亲们一直称他为“小红（军）”，1990年其铜像被误塑为女卫生员形象。 作家王愿坚在《七根火柴》中，讲述了一个红军战士为连队保存7根火柴的故事。这个少年红军的原型是郑金煜。他是江西石城人，15岁参加红军，16岁入党。过草地时，担任连队党支部青年委员兼宣传员的郑金煜，负责保管火柴。他说：“每根火柴都是大家的，我不能自己随便用。” 在风雨、泥泞、寒冷与饥饿中，郑金煜病倒了。1935年8月25日，牺牲前，年仅17岁的他将藏在腋下、夹在党证内的7根火柴，郑重交给了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 沉沉暗夜里，一堆堆篝火熊熊燃烧。战士们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粗瓷碗里的野菜“咝咝”响着……这7根火柴，仿佛长征路上的希望之光。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长征路上，那群英勇无畏的“红小鬼”，何尝不像是一根根“火柴”。他们以自己的燃烧，汇入刺破暗夜的希望之光，照亮夜空、辉映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