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n of the Times to Resist Japan: A Look Inside the Chinese People's Anti-Japanese Red Army University

90年前的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 1936年7月，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陕西保安参观了一所大学，评价这所大学有许多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所大学有一个班的学员平均年龄虽然只有27岁，但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3次伤。由于缺乏纸张，学员们学习时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这所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校舍不怕轰炸。像这样的大学，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所。 斯诺参观的这所大学，就是红军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以下简称“红大”），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红大在孕育之初就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紧密联系。斯诺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把红大视为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最合适不过的地方。 红大因抗日而生，为抗日而建。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他鼓励全体学员：红大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成为主导力量。毛泽东的讲话为红大点亮了理想之光，注入了精神之魂，将红大的办学指向了抗日救国，把办学目的与任务指向了培养大批抗日革命人才。 理想源于现实。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吞并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步步退让。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经过艰苦的长征刚抵达陕北，红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路上。此时，国民党军队坚持对红军进行“围剿”，集中力量进攻我红军和陕北根据地，妄图在我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立足未稳之时，一举将红军消灭。 在民族危亡之际，虽然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处境艰难，但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认识到，民族矛盾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时期。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提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长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瓦窑堡创办一所红军大学。于是，在形势任务紧要关头，为培养干部、造就人才，迎接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诞生了。 斯诺参观访问红大时，该校刚由瓦窑堡搬迁到保安。开学典礼后不久，因瓦窑堡遭到国民党军袭击，红大便随同中央机关撤出，7月初搬迁到保安县办学。红大第一期学员约1065人，主要来自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全校学员编为3个科：第一科是高级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全科共40人，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第二科是上级科，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全科共225人，分为2个队；第三科是普通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全科共800人，编成6个队。 红大着力培养学员的政治和军事素养。第一、第二科教学课程基本以军事与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战略学等内容。毛泽东讲授的战略学尤为吸引学员。他为第一科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对学员教育启发很大。斯诺在了解了红大的课程后说：对于“红军真的要打日本吗”这个问题，红大的这些课程也许是个很好的答复。这足以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 理想之光催生精神力量。红大学员们克服物质条件的艰苦，全身心投入学习。毛泽东在开学之初就告诫学员，红大的状况是“四个没有”：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艰苦奋斗。在参观红大第一科位于保安的校舍时，毛泽东说：红大学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红大学员不管职务高低，人人动手，就地取材，把小石洞作卧室，较大的石洞作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以石壁当黑板，以膝盖当课桌。他们晴天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搬进石洞课堂。条件虽然艰苦，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都很高。红大第一科学员莫文骅在日记中写道：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准备迎接抗日高潮到来吧。忘我的学习也使学员们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斯诺于1936年10月离开了陕北苏区，没有看到红大第一期学员毕业。 毛泽东把红大学员比作“元始天尊”的弟子，称学员们在石洞中的学习是在洞中修炼，并风趣地说：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并得到和平解决，全国进入一个准备全面抗战的新阶段。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大第一期学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就于1936年12月底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1937年1月中旬，红大随党中央、中央军委迁至延安。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 红大的重要贡献与成就，是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学员们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深造，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又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和文化知识，奠定了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基础和素养能力。红大第一期学员、开国上将张爱萍有这样一段话：“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从红大毕业的许多学员后来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指挥作战，成为抗战名将，如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刘亚楼、耿飚等。他们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 90年岁月沧桑，回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其矢志报国、勇当先锋、为国为民、艰苦奋斗的理想之光和精神之魂，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