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文化底蕴与经世智慧

“和”的文化底蕴与经世智慧 ■王虎学 何潇潇 “和”的理念有着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哲学中“和”的天下观经世致用。追溯“和”的本源，其最早见于甲骨文，最初指音声相应之和。至金文时期，“和”已有“和谐”“协调”之义。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先哲们进一步确立了“和为贵”的价值追求，阐释了“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深植于文化基因的和谐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特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和”的深层智慧，指明了真正的和平并非削足适履般强求一致，而是在充分认识到“差异”是客观存在且具有价值的基础上，不同主体相互尊重、和谐共存。当今世界，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仍此起彼伏，若能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宏胸怀对待差异，便能在多元共存中筑牢和平基石。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和而不同”的思辨智慧推动国际交往，证明了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在追求发展中实现和平共处。这种理念摒弃了“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狭隘思维，破解并超越了“文明冲突论”，让和平不再是表面共识，而是成为熔铸于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永恒追求。 “和”的理念，蕴含“亲仁善邻”的睦邻智慧。“亲仁善邻”中的“亲仁”，意为对道德、正义的主动亲近与遵循。“善邻”则倡导以善意对待周边国家。“亲仁善邻”之精义，即亲近仁德而与邻国友善。《魏书·许谦传》有云：“夫亲仁善邻，古之令轨”，将其视为维系邻里和睦的根本仪轨；《国语·晋语二》指出：“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表明了邻国间保持亲近友好的原则。足见，“亲仁善邻”实为中华民族传承千载的交往习惯，是古人维系睦邻友好、避免边境冲突的重要准则，深刻彰显了中华民族对构建相邻国家友好关系的坚守与追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深知和平之可贵，“亲仁善邻”的思想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全过程，渗透到民族血脉基因之中。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今日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相关国家、地区、民族带去的都是和平发展的美意而非霸权侵夺的威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践行“亲仁善邻”价值传统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质朴而宝贵的东方智慧与中国经验。 “和”的理念，蕴含“协和万邦”的合众智慧。“协和万邦”中的“合众”突出的是联合众多国家、协调各方利益的维度，与“亲仁善邻”的局部性不同，它着眼于多国家、多民族之间的整体协调，内蕴着万国咸宁、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等社会理想。“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意是弘扬崇高美好的德行，首先让家族和睦；家族和睦后，协调其他各族的关系，进而实现社会和睦；社会和睦后再协调各邦国的利益，使天下太平。“协和万邦”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谐的美好向往，这一思想贯穿六经诸子，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新时代“两个大局”之下，“协和万邦”的合众智慧充分彰显于我国外交实践活动之中，对我国的外交工作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复兴，必将引领世界人民走向美好未来。 “和”的理念，还蕴含“好战必亡”的慎战智慧。这一理念，出自《司马法》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当时频繁的兼并战争使社会凋敝、民不聊生，促使诸子百家皆发出慎战之言：老子讲“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他明确反对战争，认为武器是不祥的东西，打仗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曾把治理国家的三大法宝归纳为足食、足兵、民信之，但若要作出取舍，“去兵”为先；孟子提出“春秋无义战”，批判不义之战对民生的摧残……这些思想共同构建起“好战必亡”的认知体系，其核心在于认识到战争如同一把双刃剑，当它脱离“止戈为武”的正义底线，便会失去道义支撑，陷入“失道寡助”的困境，最终走向毁灭。在全球化时代，“好战必亡”的慎战智慧更突显其现实意义。它所蕴含的和平意蕴，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目标内在一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文化支撑。当前，世界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一场局部冲突就可能引发世界性的经济震荡、人道危机，甚至打破全球的战略平衡。在此背景下，各国应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摒弃霸权与强权，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