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it comes to the Long March, people always think of those carrying poles bent under the weight

长征路上的扁担 ■邓一非 天还没亮透，山林浸在青灰色的雾里。突然，“吱呀——吱呀——”一声接一声，在山路上回响。那声音贴着山壁走，顺着江水流，长长地荡在山岭与峡谷之间，和着晨风，一声声，敲醒了整条沉睡的路。 那是一条扁担的队伍。扁担是用毛竹削的、硬木砍的，被汗水和年月浸得发暗发亮，泛着沉红的油光。扁担随人的脚步一起一伏，在肩上弯成一道富有张力的弧。 队伍里，有两副扁担的节奏格外沉稳。担子挑的是《红星》报编辑部的全部家当。扁担两头挂着的4只铁皮箱，随着步子发出轻微而规律的声响。箱子里头，装着一台油印机、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还有油墨和纸张。 编辑部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随中央红军一道走。白天行军，他们收集沿途的战讯；夜晚停下宿营，他们便卸下担子，打开铁皮箱，油墨混着纸张的气息扩散开来。 铁笔在蜡纸上“沙沙”地走，走得很急；油印机滚过，一张报纸就出来了。报纸是在扁担旁编出来的，编一段，印一段。1934年10月20日，长征途中第一期油印版《红星》报出版了。报头“红星”两个字，是邓小平题写的。油印机“咕噜咕噜”地转，刚印好的报纸还带着油墨未干的微湿。通信员把它卷起来，分送到前后的队伍中。 天将黑未黑时，战士们或是借着最后的天光，或是围在篝火旁，展开那些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很多战士尚不识字，识字的同志便展开报纸情真意切地朗读起来。报纸上的字，有时印得深，有时印得浅，得仔细辨认。 后来，笨重的油印机丢掉了，只留下一台轻便的手摇油印机，报纸仍一期一期地出。1934年12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编辑报纸的事交给了陆定一。长征路上，《红星》报一共出了28期。 若论分量，最沉的扁担压在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肩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军转移，由14名银行干部、100多名运输员和一个连的警卫组成的队伍行进在长征途中。他们的扁担，挑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大半个家当，那是靠着钨砂矿的出产、税收与没收征发和打土豪、分田地一点点攒下来的金条、银圆、纸币，还有沉重的石印机。它们被分装在厚实的木箱里，由100多名运输员用扁担挑着。挑扁担的人们，沉默、稳重，臂膀如铁。他们的脚步，是真正的“步步千钧”。 入夜宿营时，运输员围着木箱睡成一圈“人墙”；过封锁线时，流弹尖啸着从他们耳边擦过，运输员弯下腰，攥紧扁担快步往前赶。过了湘江，部队轻装简行，沉重的机器被埋在了路上。往后，扁担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有些倒在了路上。1935年10月，队伍到达陕北吴起镇时，14名干部只剩下8人。清点账目，除了路上正常的开支，没有损失一块银圆。 雪山，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人走在没膝的深雪里，腿像灌了铅，而肩上那根被磨得发亮的扁担，成了第三条腿。前方是流动的雪坡，是隐藏的冰裂隙。有经验的老兵会将扁担竖起来，像持着一柄长矛，用力插进前方的雪中，探虚实、量深浅。当有人力竭滑坠，那根扁担会瞬间从最近的人手中伸出，横在雪坡上。滑坠的人一把抓住，几双手接力往上拉，把战友从白色的深渊巨口中拉回。 过草地，扁担又成了探路的家什。眼前是漫无边际的沼泽草甸，下面藏着无数张饥饿的、等待吞噬的嘴。老兵横握扁担，小心翼翼向前探去，用扁担头试探性地戳向前方的草地。“噗嗤”一声闷响，扁担陷下去大半截，说明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死亡沼泽；“咚”的一声实响，碰到结实的草根，说明地面还算硬实。一旦有人失足下陷，扁担会立刻从四面八方伸来，横架在泥潭之上。无数双手死死攥住它，把战友往回拖。夜里，凄风苦雨，四野茫茫，无处宿营。战士们便三五成群，背靠着背，将几根扁担插进稍硬的泥地里，撑开仅有的油布，在下面缩成一团，直到天亮。 长征路上，还有两根扁担，留在了老百姓的家里。 川西邛崃深山，1935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一路转战进驻这一带，一驻就是百余天。队伍缺医少药，不少战士都患了疟疾和疥疮。高兴村年逾八旬的老中医张崇荣，看着那些伤病员，二话没说，带着全家忙碌起来。他们上山采药，捣药熬药，一趟趟送往红军营地，药钱分文不取。百余天时间，经他救治的伤病员有百人之多。1936年2月，部队要北上离开。红军执意要付医药费，老人坚决不收。推让多次后，一位红军指战员将一根随军的扁担送到张崇荣手里，说：“老先生，您收好这根扁担。等我们胜利归来，一定回来把它‘兑换’成钱；若是回不来，等革命成功了，拿着它到政府去，也能换成药费。”张崇荣没有去换。那根扁担被张家当作传家宝传了3代。2005年，张崇荣老人的孙子张永志将这根扁担捐给了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在四川叙永石厢子，1935年2月，腊月天寒。除夕那天，中央红军进驻这个深山小镇，在这里过了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大年初一，胡孝顺大娘见战士们连夜行军，衣裳脏得结了板，便烧起热水，把30多套战士们换下的衣裳一件件洗净。战士们也不闲着，帮她挑满水缸，扫净院落。几日之后，队伍开拔，一名战士把自己从江西一路挑来的扁担留给了大娘。“大娘，这扁担留给您，等我们打完了仗，还会回来的。”队伍走远了，山道上只剩风声，大娘抚摸着那根扁担，久久不愿离去。 当陕北的黄土塬遥遥在望，那些曾经“吱呀”作响的扁担，许多已经不在了。有的遗落在激战中，与牺牲的战士一同长眠；有的在轻装行进时被忍痛舍弃；有的作为一种信物，留在了沿途百姓的家里，成为一个故事的开头。 如今，“吱呀——吱呀——”的声音很少能听见了。可说起长征，人们总会想起那些被压弯的扁担。它们不会说话，可那“吱呀——吱呀——”的声音，就像一个民族在跋涉中的呼吸，永恒地回荡在历史的群山与祖国的江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