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on Building the Military Through Politics · Forged-in-Fire Essentials | He Who Has No Soldiers in His Heart Should Not Be an Officer

心中无兵莫为官 ■郑蜀炎 1936年，毛泽东同志与杨尚昆联名发出征稿通知，从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到普通战士纷纷提笔撰写长征亲历，后汇集成具有文献价值的《红军长征记》。捧读此书，笔者被一个细节深深触动：“我们”一直是叙事的主语，而非“我”——“我们团”“我们连”“我们搀扶着”“我们相信一定能走出去”“我们一起唱歌鼓劲”“我们想办法克服”…… 这不是修辞，而是纪实。这些官与兵、上下级、战友间凝聚而成的“我们”，用朴实文笔还原历史记忆，真实描摹人民军队浑然一体的内部关系、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 历史是有温度的。雪山寒风何等严酷，草地泥沼如此无情，但“我们”紧贴的心始终传递温暖，“我们”相互搀扶的臂始终散发热量。无论经历多少至寒至暗至险时刻，“我们”这个称呼里所蕴含的官兵共克时艰、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温暖而隽永的篇章。 一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 史蕴诗心。1927年8月1日，在石破天惊的第一声枪响中，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了，工农大众有了自己的子弟兵。这支集结在八一军旗下的军队，“新”在哪里？工农的“喜庆”从何而来？ 这是一支对待士兵的根本立场和态度焕然一新的军队。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实施改编，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确保将党的领导延伸到最基层、最前沿，将党的路线、纲领、政策直接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新的治军方略必须“达于士兵”。三湾改编的另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在军队实行民主制度，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加部队管理，在政治上确立士兵地位，在经济上保障实行上下平等。时任文书的宋任穷当选士兵委员会主席，他回忆道：“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 “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这一深远意义就在于确保士兵主体地位的落地生根，开创了人民军队独有的新型内部关系。从此，良好的官兵关系构成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不仅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也是我军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动力。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至湖北郧西地区时，印发油印传单《什么是红军》。传单仅400余字，用大白话向群众讲明：“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和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 寥寥数语，直击人心。短暂驻扎期间，部队在日常生活训练中展现出来的官兵融洽、平等的关系，让群众眼前亮堂堂、心里暖融融。凭着对这支新型军队的信任和认可，当地青年纷纷拿着传单报名参加红军，红二十五军成为红军长征中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 唯物史观的基本遵循，是以“现实的人”作为逻辑的起点。在人民军队巩固和发展官兵关系的过程中，现实中每一名普通士兵，都是历史逻辑强有力的支撑。 从博物馆和史料中探寻到许多史料和故事，既是岁月叙事也是价值坐标—— 古田会议决议中，那些关乎士兵的细微之规，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心头一热：“随时探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史》中，官兵“伙食同灶、站岗轮值、识字同班”，见证着红军“不靠命令而靠信任”的内部关系。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5分钱的铜币——康克清在瑞金分到的“伙食尾子”。这是士兵委员会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从军长到士兵，当月每人皆得5分。 《星火燎原》丛书中记述了一个故事：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眼看冬天到了，由于远离后方，部队只能自己动手缝棉衣。本来打算请裁缝为首长们缝制，可刘邓首长说：“同志们做得，我们也不能例外。”几天后，他们自己缝制的棉衣上身了，虽然稍不合体，但大家看着却“特别精神抖擞”。一首有感而发的《棉衣歌》可谓诗具史笔：“此事古今无从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度，全在万众是一心。” 兵事连兵心，兵心连着战斗力。习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果上上下下都没有感情，怎么可能在需要时赴汤蹈火、同生共死？” 一茶一饭何其小，但当它和“官兵一致、上下平等”这些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就立起一种精神标识，彰显着人民军队内部关系独特的精神特质和伦理； 一钱一衣何其大，它刀劈斧凿般证实着“红军官兵政治上是平等的，生活上也是平等的”，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武装的根本标志之一，也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性的重要实践。 1943年，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建设革命家务》一文，在谈及部队的粮秣被装供给保障等问题时，提出“把这份革命的家务搞好”。 心至诚，言至真。在这位八路军总司令心中，官兵的吃饭穿衣从来都不是微末小事，而是“革命的家务”。一语暖三冬，人民军队就是一个充盈着感情、汇聚着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沉淀为一支军队内部的深厚感情——同甘共苦的记忆、并肩作战的艰辛、相濡以沫的信任，蕴含着官兵们的初心与使命，涌动着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不竭动力源泉。 二 征程为谱，山河成歌。 被称为“诗乐铸史”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旋律今天依旧动人心弦，其气节凛然的歌词清晰回答了历史提问：红军为什么“官兵一致同甘苦”？因为他们“革命理想高于天”。 革命理想是人民军队深层的历史底色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官兵们共同拥有的革命理想，构成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支撑点。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原则，不仅是一种管理手段或带兵方法，更是大家在厘清“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前提下，所形成的自觉意识，所作出的共同选择。 事实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从来不乏“知兵谋胜”“激心励气”等有关兵心士气的论述。然而，旧式军队“兵为将有、兵随将走”的依附雇佣关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消除上下等级隔阂、阶级差异。 1939年，国共两党在湖南衡山合作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传授游击战经验——条件越艰苦越要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台下，那些身着笔挺毛料军装的国民党军官纷纷摇头。因为在他们的部队里，官长与士兵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那些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将，却拥有官兵一致同甘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朱德告诫干部们：“给战士站岗、盖被子，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成功。” 部队行军刚扎营，贺龙就到连队问士兵有没有热水洗脚。“人民把亲生骨肉托付给我们了，我们应当关心他们，教育他们。” 正因如此，美军观察员卡尔逊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士兵即便面临绝境也不愿意放弃战友，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退，不是强制，而是源于士兵对集体的认同感。” 认同感源于价值观，同甘共苦出自同心同德。古田会议明确将红军官兵政治上的平等作为内部关系的准则之一，强调“官兵之间只有职务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这一特有的政治平等原则，使每一个官兵都寻找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价值，进一步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战斗意志和战场胜势。 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1935年，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后，中革军委立即以发决议、拍电报、《红星》报发表文章等方法，向全体官兵传达、宣传会议精神，要求“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 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党中央最重要的机构调整……这些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政治路线问题，为什么必须一视同仁地“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因为我军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这一原则，保证红军官兵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践行“军旗跟着党旗走”的信念。 1944年，警卫战士张思德因炭窑坍塌牺牲。他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他担负的工作也是一个平凡的岗位，毛泽东却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发表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 党的领袖与一名警卫战士，职务当然不一样，但这名士兵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在人民的利益面前，统帅和士兵完全平等。1945年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党章，成为每一位共产党员共同的政治标准。 1938年底，时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率部在敌人包围圈内坚持战斗4个月后，奉命突围西征。由于日寇强力封锁，行动前每人仅分到4穗玉米当干粮。战士们提出给他多分一点，李兆麟却说：“规定每个人4穗，我也是一个‘抗联人’。” 李兆麟婉拒的几穗玉米，彰显出革命队伍里“人”的平等。“抗联人”依靠这种优良的内部关系，在艰苦卓绝的14年风雪抗战中，取得辉煌战绩。 一支军队的“历史感”，决定着它的“未来感”。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中，首次把“官兵一致”确立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之一。这些精神原则深深根植我军血脉基因，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官兵团结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并号召各部队开展尊干爱兵运动； 1945年，总政治部要求把尊干爱兵贯穿于战斗、训练、生产和日常生活各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从制度规定上对官兵关系进行明确； 2025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根据官兵关系中的新情况，重构官兵关系“双六条”，明确“端正对士兵的根本态度，尊重士兵的人格尊严，增进对士兵的感情”等内容； …… 优良的传统之所以能够永葆活力，就在于它始终注入时代精神，既在历史的发展中强化自己的主体性、锚定不变的坐标，又与时偕行、因势而动，从而始终焕发蓬勃生机。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部队所有工作都要靠基层去落实，在第一线冲锋陷阵也全靠基层。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统帅心系百万兵，殷殷深情暖兵心。进入新时代，部队基层，是习主席关注的地方；普通士兵，是习主席心中的牵挂。一句句贴心的话语，一个个暖心的细节温润人心，官兵们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习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心连心，这就是人民军队官兵关系的源头活水和精神密码。 三 “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官兵关系体现着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同时昭彰着高尚的文化品格，升华着中华民族真、善、美的道德内涵和精神境界。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某部排长马仁义将“视战士为亲人，把战士当主人”作为带兵之道。无论是面对生死的战斗考验，还是经历艰苦的生存难关，全排始终“团结得像一块钢”。后来，八路军总部推广“马仁义排”的官兵关系和带兵方式，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把我们的军队团结得像钢铁一样坚固”。 最坚硬的钢铁不含杂质，最清澈的爱源于纯洁。 纯洁是人民军队官兵关系的底色，是初心之灯照亮的良好生态，是使命之责召唤的品格涵养。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有一处士兵委员会旧址复原，里面有一个“徐彦刚受罚”的小故事。1928年的一天，士兵委员会的成员发现连长徐彦刚在和几个人玩牌九赌钱。士兵们并没有顾忌其1926年入党、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资格，毫不客气地作了反映。上级严厉批评了徐彦刚，还罚他站岗3天。 徐彦刚诚恳作出检讨后得到士兵的谅解，他在后来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很快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创建19块根据地，中外记者、名流学者、军事观察员纷纷踏访。他们无一例外地用“青春、活力、诚笃、纯洁”等词语，描绘根据地的政治氛围和军民的精神面貌。 上甘岭战役中，军长秦基伟一次与困守坑道的部队通话，刚说了一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很惦记前面的同志”，就被那头的电话兵毫不客气地打断：“首长别啰嗦，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 秦基伟立即停止“啰嗦”，抓紧下达新的作战指令。后来，秦基伟回忆这件事，神情凝重地说：“战士们做得对啊！那时候一切为了作战，牺牲了很多通信兵，也很难保障电话长时间畅通，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烽火硝烟中的人民军队，向我们展示纯洁真挚的官兵关系精神样本。他们可以生死相托，也可以肝胆相照。这种纯洁的关系里没有上下级的面子，没有官和兵的等级区别，只是提纯为两个字——战友。 战友战友，因战成友。军队因战而生，为战而存。能打胜仗是人民军队永恒的价值追求，也是官兵关系的核心要义。军队内部的“信任指数”和战场上的“打赢指数”是正相关的。 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却多了名与利、得与失的取舍。 从眼到心的距离很近，但官兵的困难就在眼前，基层的诉求就在耳旁，少数人却偏偏进不到心里，更不用说关心解决。只因他们心里没有装着兵，眼里看到的只是自己那些“算盘珠子”。扒拉来扒拉去，岗位成了攀升的台阶，权力成了变现的手段，作秀成了工作的方法。 毛泽东的话应当让有此陋习者出一身冷汗：“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 这种“最低级的趣味”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也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只能是我军内部关系的干扰源和腐蚀剂。 去官气方能接地气。彭德怀视察连队时，坚持和战士一样坐矮板凳，并告诫“要常坐坐矮板凳，多和战士们在一起”。如果带兵人都能坚持“坐矮板凳”，经常与战士们拉拉家常、聊聊心事，就能增进与官兵的感情，拉近与官兵的距离，就能形成上下一心、共同致力于推进部队建设发展的生动局面。 去官气方能查实情。实情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得到的，需要在融入官兵、走进官兵中获得。只有脚踏实地、细致入微，深入基层“望闻问切”，引导官兵把心里话讲出来、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才能及时发现那些急难愁盼问题，才能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切实让官兵体会到温度实感，凝聚起同心奋斗为打赢的磅礴力量。 四 一声“跟我上”，胜过千万言。 战场上的“给我上”和“跟我上”，一字之差，体现了两支军队的根本区别，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官兵关系。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每当战场态势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总是挥舞着大刀高呼：“跟我杀！”杀声震耳，刀劈敌阵。“政委拔刀”成为红二十五军官兵血脉偾张的动员令。 八路军第129师新编第10旅旅长范子侠进行战前动员，都是干脆利落的一句话：“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火炮射程不够，他亲自把炮推到抵近敌人工事60米处开炮。这种无惧生死的战法让敌人闻风丧胆。惨烈的战斗中不论哪个战位减员，他都最先顶上。有一仗结束后，他身上竟然有3个枪眼。 黑格尔说过：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人民军队在战火硝烟年代创造、发展的官兵关系，是一座矗立于历史的丰碑。丰碑巍巍，讲述着官兵生死当前舍我其谁的选择，凝聚着战友危难时刻披肝沥胆的信任。 战争年代需要带兵人“跟我冲”身先士卒作表率，和平时期同样需要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干部带头的光荣传统。 1958年初秋，毛泽东倡导“所有军队干部每年下去当一个月兵”，与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不久后，总政治部下发相关文件，制定了干部下连当兵制度。 为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带头以普通列兵身份下到基层连队当兵。为了不引起官兵注意，他化名“杨绍起”，换上列兵军装，与某部6连4班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和基层官兵结下深厚情谊。 今天，许多英雄壮举依然让我们感到震撼——抗震救灾的生死之战，战胜洪水的无畏决战……人民军队各级指挥员带头冲在一线、与战士患难与共的身影，标志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秀特质薪火相传，一声“跟我上”还是那么铿锵有力。 今天，许多微末小事依然让我们感念于心—训练场上的“常委炮班”、大年夜的“将军哨兵”、病号床头的“政委手擀面”……故事如春之绿，俯拾皆是，以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向度，描绘着新时代官兵关系“与子同袍”的温馨图景。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构建新时代官兵关系，铸就“团结成一块钢铁”的战友情谊，任重道远、征程如虹。在前进的队伍中，每一个你和我、每一个官与兵，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员，都担负着奋斗强军、胜战争先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