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Star" Still Illuminates the Journey — From the "Red Star" Newspaper to the "Long March Supplement"

“红星”依然照征程 ——从《红星》报到“长征副刊” ■栗振宇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报社。从主编到印刷工，总共四五个人，两副扁担挑着4只铁皮箱子，铁皮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 这可能是世界上搬家次数最多的报社。战火纷飞，漫漫征途，一边行军一边办报，每天一般要走80里。 《红星》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长征中的喉舌。90多年过去，它依然“活”在人们的目光里。每当看到它，人们总忍不住驻足细读，静静体味，甚至想嗅嗅当年的油墨味道。 一 北京的这个秋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0多份《红星》报镶嵌在不同主题版块，就像一页页长征日历。它们依然在说话，讲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红星》报是《解放军报》的源头。《红星》报的样子，描绘出一张军队报纸最初的面孔。 《红星》报的版幅大小不一，稿件大多二三百字，短的只有一句话。这自然是战争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说：“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逢到休息的时间，就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我们行装一放，顾不得喝水和洗脚，就马上打开箱子刻钢板。负责印刷的同志先睡觉，等我们刻好以后，再叫醒他们印刷。” “有一次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也不管怎样困和累，我们一直坚持10天左右出版一期。记得只有一次，因为一位挑箱的运输员同志患病掉队了，报纸停办了20多天。后来五军团的同志拾到了这副铁皮箱子，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又继续按期出刊……” 短，不意味着空。短，不意味着浅。 1935年再占遵义之后，《红星》报登过一篇不到200字的文章，题目叫《王家烈叫救命》。文章写敌军溃败，没有用“狼狈”“不堪”，而是写王家烈“险被我（红军）活捉，幸亏脚快逃跑，连鸦片烟枪和大衣都抛掉了”；描述战果，没有用“辉煌”“重大”，只将被消灭驱散的敌人6个团、1个特务营的番号一一列出；最见功力的是结尾，作者直接引用王家烈给蒋介石打的求救电话：“子弹用光了，伙食都没有了……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讥讽之意，跃然纸上。 还有一篇写强渡乌江的稿件——《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文章写第一个登岸的连长，连同他身边的4名战士，5个人的名字一个不落；写激战，“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写架桥的英雄，“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 朴素的文字，往往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力量。率部强渡乌江的杨成武，多年后还能记起这篇报道：“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他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 二 《红星》报版面有限，也有自己的副刊栏目。 当初，《红星》报在瑞金创刊时，有一篇《见面话》，给这张报打了一连串比方：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一位政治工作的指导员，一个常开的讨论会。末了，口气忽然松下来——它还是一个俱乐部。 一张属于军队的报纸，在命令、战报、社论之外，给自己留了一块轻松的版块。像“俱乐部”这样的栏目，没有挂“副刊”的牌子，但内容就是今天我们常见的报纸副刊内容。歌曲、漫画、谜语、小题目……这些内容，让一张染着硝烟的报纸，仿佛有了人的体温。 歌是其中最响的。1935年夏，红军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遇上马家军的骑兵，吃亏不小。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分头到各个部队，向官兵详细讲解同骑兵作战的战术要领，可队伍里许多人不识字，条文转头就忘。于是，陆定一把要领编成歌词，由李伯钊配上江西苏区的老调，一首《打骑兵歌》登在《红星》报上：“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 战术条文不容易背记，歌曲一教就会。后来再遇上骑兵，战士们不再慌，一排子枪压过去，敌军人仰马翻。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份号外，主题是严肃组织纪律———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买东西要给钱等。除了严肃的组织纪律要求外，《红星》报还发过一首《赔锅》歌：“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口好铁锅。” 报纸也有生命。今天，翻开那些泛黄的油印纸，眼前仿佛还能闪现，一群人围在篝火旁，听一个人情真意切地朗读报纸上的内容。篝火边的人很多不识字，但报纸上的内容，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 三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因长征而生。 最近，“长征副刊”编辑部收到军旅诗人石祥的稿件《军号声声》。稿子是手写的，运笔有些发颤，但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 诗人与“长征副刊”的缘分，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1975年11月9日，在隆重纪念党中央率领红军抵达陕北40周年的氛围里，《解放军报》当天第3版右上角刊发了一篇短文——《致读者》，宣告《解放军报》的文化副刊正式定名为“长征副刊”。 就在《致读者》旁边，刊登着石祥的诗《登娄山关（外一首）》。那时他正当壮年，而今已是一位白发老人。 岁月流转间，“长征副刊”也从第1期、第2期……到今天，即2026年10月21日，已出版第6784期。 每一期“长征副刊”，“长征”二字都镌刻在版面上。1983年3月27日，“长征副刊”第488期，发表微型小说《丰碑》。作品写一支红军队伍翻越“云中山”，一位军需处长把棉衣都发给了战士，自己最后冻成了一尊“雕像”。作品发表后广为流传，后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直到今天，《丰碑》还不断被改编为舞台剧、微电影、短视频。 一篇不到1000字的小说，为什么能有这样深入持久的影响？当年编发这篇稿件的曾凡华同志告诉我，主要是精神境界和文学品质完美融合。什么是长征精神？小说一个字没有说，但谈起长征精神，现在很多人都能想起那位军需处长。 精神从不是“说”出来的，是文章自己“长”出来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想起《红星》报上，“王家烈叫救命”，还有“几乎没有形容词”的文章。 一期接一期，绘就一张报纸的年轮。记得“长征副刊”第3000期时，参与创刊的元辉同志回忆：“大家一致同意用‘长征’这个刊名。潜台词里，就有继承和发扬长征光荣传统的意思——不管遇到多少艰难曲折，都要坚定革命信念。”他接着感慨：“令人欣慰的是，它的发展从未离开创刊时编者的初衷：让长征所宣示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副刊上唱主角。” 现在，离第3000期又过去了16年。这期间，很多东西变得很快，也有些东西从未改变。今天，报纸更多转移到手机屏幕里，副刊版面也不只是文字图片，但读者对于好作品的期待没有变，优秀作品总能赢得读者青睐。 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长征副刊”推出的系列文章，几乎每一篇在网上的阅读量都超过了100万。可以想见，对于好的作品，屏幕那端的人，依然会产生共鸣，就像当年那些围着篝火读报听报的红军战士一样。 好作品的味道，是可以闻得出来的。“长征副刊”编辑部曾出版过一部优秀作品集《硝烟芬芳》。商量书名时，大家都有些焦灼，觉得很难用几个字装下那么多门类的文艺作品、那么广阔的军旅生活。纠结之际，“硝烟芬芳”4个字冒出来，众人一致击节叫好。文章染上硝烟，自然透着军旅文学特有的芬芳。倾情军旅的人，对这种芬芳，有着天然的嗅觉力。 山一程，水一程，马蹄声碎又一程。“长征副刊”，有幸因长征而得名，也必将笃定走在一条不断延伸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