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hotograph Taken 76 Years Ago Reveals New China's First Naval Mine-Clearance Operation

新中国首次海上扫雷作战 ■常军波 1950年，海军官兵在长江口搜出敌人布设的水雷。资料图片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的军史长廊，有一张拍摄于76年前的照片。照片上，几名乘坐橡皮艇的海军官兵正在小心翼翼地拖拽一枚水雷，水雷的几个“触角”清晰可见。“触角”就是水雷的引信，一旦达到临界压力值，水雷就会爆炸。那么，当时官兵为何会这样操作水雷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军为阻止我军追歼，封锁上海港口，进而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刚解放的上海造成压力，做出了在长江口布雷这一丧心病狂的举动。 长江口港口、航道众多，船只往来频繁。布设水雷，关闭港口，就等于关闭了通往海外的交通和贸易大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介绍，当时上海的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对外依赖性，关系民众生活的重要物资“两白一黑”（“两白”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煤炭）主要依靠进口。因此，布设水雷对于上海经济建设有很大危害。 对此，党中央及上海市领导都很重视。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保证航道畅通、航行安全，务必尽快把敌人布放在长江口的水雷清除掉，并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组建不久的华东军区海军。 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接到扫雷任务后，立即指示制定打通长江口航道的扫雷作战计划。1950年春，华东军区海军扫雷大队正式成立。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任扫雷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海上扫雷不仅极其危险，而且专业性强。刚刚成立的扫雷大队既缺少专业人员，也没有专业的扫雷舰艇，执行这项任务的难度可想而知。在孙公飞的一篇回忆文稿中，这样描述扫雷大队刚组建时的情形：“我们都是由陆军转到海军来的，过去谁都没上过军舰，更没见过水雷是什么样子！” 为了解决装备问题，华东军区扫雷大队以“中”字号111舰作为指挥舰，把从国民党军缴获来的10艘小型登陆艇改装成了扫雷舰，并开始对扫雷专业技术进行摸索学习。 在长江口水域进行扫雷，从哪里打开突破口？经过反复研商，扫雷大队把第一次扫雷作战区域选择在长江口九段沙附近。他们将扫雷索等装备投放到水下开始搜索。然而，谁都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扫雷官兵正在搜索时，不远处的海面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原来，外籍商轮“伏虎”号在冒险进入长江口时，触雷了。 对于这次触雷事件，孙公飞后来回忆道：“突然，一声巨响，海面上飞溅起几十丈高的水柱……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扫雷、抢救商船。官兵纷纷向落水商船船员扔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海去救人。人是救上来了，可是我们的心却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 从当时打捞“伏虎”号商船的照片可以看出，一枚水雷就可以将一艘巨大的商船炸成两截，可以想象水雷的巨大破坏力。 事实上，为了安全考虑，曾有人提议在扫雷的同时，对长江口进行封锁。但考虑到航道一旦封锁，市面上已经出现的物价波动会加剧，上海经济将受到重大影响，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严酷的事实让扫雷工作更加刻不容缓。然而，时间一天天流逝，扫雷进展并不顺利。官兵在水面上搏击风浪10余天，依然没有清扫出水雷。1950年7月2日，张爱萍做出了暂停扫雷的决定。8月28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呈报给周恩来的《长江口扫雷工作报告》中，分析总结了这次扫雷失败的原因，其中第二条明确写道：工具缺乏没有适当之扫雷舰，只以小型的25吨登陆舰代之，结果长江口风浪大、水流急、小船不能工作，没有科学合用之扫雷器具，由职部鱼雷厂造4条扫雷索，均太细不堪使用，拉不动水雷，结果4条扫雷索断了3条。 一边是落后的装备和技术，一边是亟待恢复的上海经济，孙公飞和战友压力很大。就在这时，在党中央、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扫雷大队获得了新型扫雷工具，张爱萍又调来“古田”“枣庄”“周村”“张店”等改装完成的300吨位扫雷舰。 1950年9月，孙公飞率领扫雷大队再次进入“雷海”。9月24日中午，江面上一条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扫雷官兵既兴奋又紧张。他们乘坐橡皮艇，小心翼翼地靠近水雷，将绳子绑在锚雷的吊环上，拖带到岸边，再交由排爆专家对水雷进行处理。 这一行动证明了扫雷方法的可行性，也鼓舞了扫雷大队官兵。到1950年10月底，敌人布设在吴淞口至长江口的水雷被全部清除，长江航道胜利打通。 后来，孙公飞曾担任海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参谋长等职。笔者在上海寻访孙公飞的后人时，了解到孙公飞生前一直珍藏着他们执行首次扫雷任务时的130余张照片。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人民海军第一支扫雷大队白手起家、劈波斩浪的艰辛历程，孙公飞的子女把他生前珍藏的130余张照片捐赠给了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这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也在一张张老照片中变得更加鲜活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