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了这些重要会议

四渡赤水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一步步走向胜利 ■张 翚 张心悦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突破乌江，攻占遵义，令蒋介石大为震惊，急调大量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进逼。为摆脱这种被动、危险的局面，毛泽东果断决定，挥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就此展开。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之战。四渡赤水期间先后召开的土城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等，立足红军转战川滇黔的严峻战局，直面敌我力量悬殊、行军转战被动、军事指挥亟待优化的现实困境，层层递进破解长征途中遇到的重大战略、领导指挥、作战方针等关键问题，及时纠正偏差，凝聚思想共识和战斗意志。这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土城会议 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实现渡江北上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渡赤水”前，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朱德等都同意在土城打一仗，阻止敌人的进攻。然而，在青杠坡战斗中，由于情报有误，战至黄昏，红军虽予敌重创，但未能全歼敌人，形成对峙。敌援军逼近，形势危急。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紧急召开会议。毛泽东认为，根据目前情势，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再相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西渡赤水河的命令。4时许，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不到晌午，全军3万多人安全过河。敌人追至河边，面对被炸毁的浮桥，只能隔岸兴叹。 土城会议改变了此前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及时转换了行军路线。此后，红军实施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在敌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中穿插迂回，逐步摆脱被动。 “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没有明确分工。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处一个被称为“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即“鸡鸣三省”会议。此次会议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对政治局常委进行适当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鸡鸣三省”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决定改变党的领导人，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样的组织安排，进一步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扎西会议 由于军情紧急，扎西会议之前，遵义会议精神一直未能在红军官兵中正式传达。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在大河滩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情况，讨论今后新的行动方针，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2月9日，军委纵队从大河滩进至扎西镇，10日上午召开会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干部们在蒙蒙细雨中仔细聆听，报告传达后还进行了自由发言。这对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巩固红军，振奋精神，战胜敌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在扎西境内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统称。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正确性，使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扎西会议还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整编后，部队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 白沙会议 由于形势严峻，红军频频转移行军路线，经常走“回头路”“兜圈子”。不少红军指战员对此不理解：为什么要走来走去？为什么不停地改变作战路线？为什么刚走过的路，很快又要掉头回去？这些意见和情绪不解决，必然影响战斗力。 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川南古蔺县白沙场（今双沙镇）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此次会议解开了红军官兵的思想疙瘩。 中央红军不再与敌进行阵地战、堡垒战，不再与敌人无谓地拼消耗。随之而来的是进行广泛的运动战，从被逼无奈的撤退转移到游刃有余的调动穿插，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克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苟坝会议 遵义会议决定，一切重大军事行动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因此，张闻天时常要召开20余人的会议进行集体决策，这与紧张的行军作战环境极不适应。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也称前敌总指挥）。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人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反对。毛泽东认为打鼓新场工事完备，红军远程奔袭攻坚，难以速决，反而会遭敌合围，陷入困境。但毛泽东未能说服大家，会议决定攻打打鼓新场。 当晚，毛泽东独自提着马灯，走到两公里之外的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又同周恩来一起到朱德住处，说服了朱德。第二天一早，中央领导人会议再次召开，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耐心说服下，最终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挫折。随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应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12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不仅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毛泽东继遵义会议后确定的领导地位，也为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思想保障和组织保证。 四渡赤水期间，在血与火的战斗间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先后召开的这一系列重要会议，不但决定了长征的方向，解决了党内最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也决定了红军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在革命火种庶几熄灭的险境中，有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球上的“红飘带”才恢复了灵性的舞动，此后更是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