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看似“无情”的家书中感悟一位共产党员的高洁无私

在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兰馥冲，一座砖木老屋静静矗立，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故居。 谢觉哉大儿子谢廉伯的卧室书桌上，摆放着一封木框装裱的家书，纸页泛黄，言语质朴，寥寥一二百字，如明镜般映照出一位红军领导干部高洁无私的本色，也映照出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何为“焦官”？在湖南方言里，“焦”即“干”、没有油水，“焦官”就是不挣钱的官、穷官。谢觉哉不仅坦然接受这个称呼，还以此阐明了他的为官之道。在他看来，当官不能只想着谋私利、搞特殊，而应甘做“焦官”，一心为公、勤政为民，让国家安定，人民幸福。 这封家书写于1950年1月。此前3个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回家乡，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谢觉哉的家里人也想去北京看他，谋个好前程。得知此事，谢觉哉给远在家乡的儿子写了这封“无情”的回信。 按说，与亲人阔别20多年，谢觉哉何尝不想念子女呢？然而，建国伊始，百业待兴，百废待举，谢老知道乡下亲人生活清苦，但更体谅国家的困难，只能压下“父亲也想看看儿子”的想法，“无情”地劝说他们不忙“起身”：“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更以一首打油诗，展示着同特权思想和腐败作风作坚决斗争的赤诚与纯粹：“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周老官”不是官职，而是谢觉哉家乡村里的一名长工。以长工作比，以公仆自喻，谢觉哉抱着这样的宗旨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生—— 以50岁高龄参加长征，即便身患疾病，依然以苦为乐，鼓励战友奋勇前进；在兰州参加革命工作时，唯一的财产是一只装满工作日记和机密文件的旧皮箱；他的儿女没有一个沾了他的光，都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做事…… 读罢此信，我想起自己刚下部队时，有一次作为助考保障某课目考核。临考前，有人找我“叙旧”，实则是想得到“特殊照顾”。我虽一一搪塞过去，但事后仍有“恐怕伤了和气”的担忧。那时的我，对这些披着“人情往来”外衣的不良风气认识不深，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意识不够牢固。 后来，我调入机关工作，组织考核、例行检查成了家常便饭。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小请求”：有的想了解考核重点，有的想网开一面……怎么办？按规矩办最好办。我对大家一视同仁，并时刻提醒自己要带头遵守纪律，绝不能在接受上级考核或检查时找关系“行方便”。 这两年，旅党委把涉及官兵个人利益的敏感事项“摆在阳光下”，通过公开军士选晋党委会、说明选人用人和表彰奖励推荐缘由等方式，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也坚定了我抵制歪风邪气的信念。 走出谢觉哉故居，我心头一直品味着他“能多做事即心安”的追求和甘做“焦官”的境界。我再次提醒自己，人情再重，重不过党性原则、重不过肩上责任，要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干什么用的。 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