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ing the "Intelligent Counselor" Through the Lens of Ancient Military Advisors — On the Human-Machine Boundary in Intelligentized Warfare (智能化战争)

从古代军师看“智能谋士” ——兼谈智能化战争中的人机边界 ■高思思 陈 建 ●厘清智能化战争人机边界，本质是坚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人是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借鉴古代军师制度“谋断分离、权责明晰”的历史智慧，精准定位人工智能的“智能谋士”角色，核心在于确保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战争的指挥棒、决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更加可靠、敢于担当的“人”手中。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智能化战争的指挥决策、情报侦察、后装保障、训练演训等全领域，驱动战争形态加速演进。在此进程中，亟需廓清思想迷雾，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技术决定论”，过度神化智能系统效能，模糊战争主体边界；二是“工具机械论”，忽视人工智能对战争体系的革命性重塑。二者皆未触及人机协同的本质内核。回望中国军事智慧宝库，古代军师制度历经千年战争实践锤炼，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谋断分离、权责明晰”运行逻辑。创造性转化这一传统兵学精髓，厘清人与机在智能化战争中定位与权责，既是赓续传统智慧的历史必然，更是确保未来战争主导权的时代要求。 谋断分离、权责明晰 ——军师制度的逻辑内核 军师作为中国古代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参谋职官，其制度自先秦发轫，汉魏定型，虽称谓更迭，其“辅谋不主断”的权责逻辑贯穿战争史始终。无论层级高低，军师群体均恪守三条不可逾越的铁律，奠定了“主帅决断、军师辅谋”的稳定格局： 献策不决策，谋权不越权。军师的核心职能在于运筹帷幄、研判大势、提供多维度作战方案。其核心产出是供主帅决策的参考依据，而非最终命令。从诸葛亮《隆中对》擘画天下三分的战略宏图，到郭嘉“十胜十败论”精析官渡战局，顶级军师的价值在于拓展决策视野、厘清胜败关键，最终的方案抉择与作战决心，始终牢牢掌握于主帅之手。谋与断界限分明，是军师制度运行的基石。 谏言不代权，补位不越位。军师负有匡正补阙之责，可在主帅思虑欠周时直陈谏言，甚至据理力争，但绝不僭越指挥权，严禁绕过主帅直接调动部队、下达作战指令。其权责止步于“谋”与“谏”，形成“言者尽其谋、断者负其责”的严密对应关系，既保障了参谋机构的专业话语权，更确保了指挥体系的集中统一和高效运转。 辅胜不主功，佐治不主治。战争胜败的最终责任，由主帅全权承担；军师仅对谋划失当承担相应责任。战功首归于主帅统御有方，军师之功在于辅助有成。权责对等的铁律，从根本上框定了军师始终处于辅佐、从属的角色定位，绝无可能成为战争的主导主体。 角色同构、逻辑同源 ——能参善谋的智能谋士 审视人工智能在智能化战争中的功能属性与权责逻辑，其本质是依托算力优势的“智能谋士”，其运行规律与传统军师高度契合，核心体现为“谋而不决、谏而不代、胜而不主”： 指挥决策域的“运筹谋士”——对应军师战略战役谋划之责。人工智能可基于海量战例、条令法规与实时战场数据，快速生成多套作战预案，并通过高精度仿真推演进行量化评估与排序，为指挥员构建完善的决策参考体系。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谋划效率、拓展决策维度，本质仍是“献策”而非“定策”，与军师“谋而不决”的定位一致。 情报侦察域的“析情谋士”——对应军师汇总研判敌情之责。人工智能可秒级处理卫星、雷达、传感器等多源异构感知数据，自动完成目标识别、威胁评估、动向预测，极大压缩“情报—决策”周期。但其输出仅为态势认知的基础素材，最终的情报价值判定、威胁等级确认及运用策略制定，必须结合政治、外交、战略意图等复杂非量化因素，由指挥员综合研判决断。 后装保障域的“筹算谋士”——对应军师统筹调度军需之责。人工智能可精准预测不同作战样式物资消耗，动态优化保障链路，智能调配运力资源与库存布局，实现精准、高效、敏捷的保障响应。然而，涉及战略物资调拨方向、重大保障优先级调整、核心装备应急调度等核心决断权，必须由指挥员最终拍板，算法无权自主变更保障体系的核心规则与战略资源配置格局。 训练演训域的“治训谋士”——对应军师整军经武、推演战法之责。人工智能可构设极限复杂战场环境，模拟强敌多元战法，深度挖掘演训数据价值，辅助优化训练方案与战术动作。但训练目标的战略指向、演训考核的核心标准、实战化水平的最终评定，其制定权与主导权始终属于指挥员，人工智能是提升训练质效的赋能工具而非替代主体。 以智赋能、以人驭智 ——人机协同的实践路径 汲取古代军师制度的权责精髓，推进智能化军事建设行稳致远，关键在于既要充分释放人工智能的“算力”优势，更要牢牢坚守“人为主导”的根本原则，确保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和终极责任： 铸牢“人在回路”铁律，坚守权责底线。对标古代“军师不掌兵”的刚性规则，必须将智能化战争各领域的核心决策权、最终行动权、武力使用权无条件掌握在人类指挥员手中。在作战指挥、情报判定、保障调度、训练考核等核心环节，特别是涉及重大行动、关键资源调配、杀伤链闭合等致命性节点，必须设置不可逾越的人工确认环节与紧急接管机制。从制度设计和技术架构双重维度，严防算法脱离有效监督自主运行核心事务，确保人机权责边界清晰、运行有序。 构建分级分类授权体系，精准释放智能效能。参照古代不同层级军师差异化授权逻辑，依据智能化战争的战略、战役、战术不同层级，以及指挥控制、情报处理、火力协同、综合保障等不同领域属性，科学划定人工智能的自主运行权限。战略层面严格限定为方案生成、风险推演、趋势研判，全程由高级指挥员主导；战役层面可适度授予方案局部优化、数据交叉验证、保障路径规划等事务性权限，关键节点则由指挥员把控；战术与技术层面可有序放开海量数据计算、实时态势推送、武器平台参数解算等重复性、高精度作业的自主运行，使人类指战员从繁复操作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更高层级的态势理解、意图判断、临机决断与责任担当，实现“管住核心、放活末端”。 强化“驭智胜战”能力转型，巩固人的主体地位。对标古代主帅“定意图、选良策、负全责”的核心职责，智能化时代军事人员的核心能力亟需从“亲力亲为操作者”向“智能驾驭者”和“战争责任主体”转型。要着力培育和提升战略判断力，能在复杂信息迷雾中洞察本质、把握全局；方案甄别力，能在算法生成的众多选项中进行价值排序与风险评估；临机决断力，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下敢于拍板、勇于负责；人机协同素养，能精通智能工具特性，善用其长而避其短，在高效协同中始终保持独立思考和最终决策能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为智能化战争不可替代的“战争大脑”与“责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