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on Building the Military Through Politics · Forging Essentials | All for the Front, All for Victory

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 ■余远来 1934年2月7日，南方小年，赣南大地春寒料峭。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内，从各根据地穿越重重封锁汇聚于此的258名红军政治工作者，正参加为期6天的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会场外，国民党百万大军的第五次“围剿”正步步紧逼……会上，周恩来同志针对政治工作脱离作战实际现象，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 2014年10月30日，时值深秋，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习主席鲜明指出政治工作要“走出自我设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的怪圈”，强调“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跨越80载春秋，人民军队对于政治工作如何服务保证战斗力提高的追问与追求始终没有变，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精神主线——这既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原点，更是生命线永葆生命力的关键。 今天，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鼓角催征，面对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政治工作因打仗而生、为胜利而存，必须始终锚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个基点。唯有将这一原则融入强军实践，方能确保政治工作始终与战斗力建设同频共振。 一 翻开人民军队的史册，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我军政治工作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几乎都发生在问题集中、弊病丛生的危亡之境；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个经典案例，大都铭刻在那些战火猛烈、生死攸关的关键当口。 1927年，南昌城头的枪声与湘赣边界的抗争，共同点燃了革命的星火。然而，南昌起义部队官兵人数锐减的惨痛教训，秋收起义5000人部队仅余千人的严峻现实，使革命力量濒临瓦解边缘。 悲观情绪如潮水般蔓延，这支刚刚诞生的革命武装，正经历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不约而同作出战略抉择——政治整训。 “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这两大历史创举，如同燎原之火重塑革命武装，为濒临溃散的部队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基因。 通过建立连队党支部、设立党代表制度、实行民主制度，政治工作实现了从“运动式发动”到“嵌入式支撑”的质变。这种直达班排的政治工作体系，不仅稳定了军心士气，更开创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制度，为新型人民军队注入了“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基因。 旧军队的沉疴积弊如附骨之疽，错误思想的侵蚀若蛀本之蠹。1929年冬，闽西古田。围绕建军的系列重大问题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争论，古田会议决议以雷霆之势涤荡流弊、校准航向，深刻回答了“红军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如何制胜”的根本问题，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根本原则，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精神巨构。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回忆说：“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部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 1934年10月24日，贵州印江木黄的山坳间，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编制为红二军团）的胜利会师激荡着豪情与喜悦。然而，这场载入史册的会师背后，却潜藏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危机—— 红三军因长期政治工作弱化，已形成“政治工作可有可无”的错误认知，以致“在部队中还不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是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 针对这一错误倾向，任弼时指出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健全连队支部”，直接服务于一线作战。 政治工作从来不是战斗力的“附加品”，而是决定胜负的“生命线”。当“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政治基因融入血脉，当“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组织力，政治工作便成为战斗力坚实的思想根基。 这种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的伟力，在后来的壮阔史诗中得到生动诠释——长征中，红二军团历时2年3个月跨越多个省区，突破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以110余次战斗的胜利完成战略转移，正是政治工作发挥生命线作用的证明。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前，有的官兵受国民党军队接连战败的影响，信心不足。八路军各团政训处主任立即率领各级政治干部下沉一线，激励士气。战斗中，各级政治干部全部靠前指挥，打到哪里就把动员做到哪里，最终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设立军政委员会统揽全局，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筑牢组织根基，到田间地头动员军民保家卫国，在战壕里宣讲“打胜仗、救中国”，发挥瓦解敌军的独特优势分化敌人阵营……“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了前线的胜利”，抗战政治工作被赋予了更重的时代分量。1938年，美国军官卡尔逊在访问山西八路军驻地时，不无感叹地说：“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 1948年，淮海战役中，战斗频繁。我军官兵长时间蹲守堑壕，土工作业量极大，生活艰苦。各连队喊出“把战壕变成战士的家”“把工作做到战壕里去”的口号，在战壕中开展挑应战、革命竞赛、文化生活、小型座谈会、火线记功、火线入党等活动，把战壕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力保证了作战胜利。 政治工作就是战斗力。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血与火证明的真理。粟裕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60万胜80万，表面是军事奇迹，实质是政治奇迹。” 1952年，抗美援朝战场，上甘岭战役中，15军45师宣传科副科长李明天的“枪杆诗”，成为战场宣传鼓动的又一创造。“战场上哪里最需要政治工作？是前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怎么做？那得因战制宜。”他反复琢磨，把采写的英雄故事写成简短动情的诗歌，印刷成巴掌大的纸片，贴到指战员的枪托上，成为鼓舞斗志、激励信心的“精神干粮”和“决胜号角”，在极限生存条件下释放出了强大的组织力与精神力。 史海钩沉，往事昭昭。从三湾到古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上甘岭到今天，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军的政治工作，根在战场，魂在胜战，价值在前线。偏离了这个方向，政治工作就会失去灵魂；对准了这个靶心，政治工作就能凝聚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 初心好立，坚守不易；标准好定，落实不易。 和平日子过久了，部分官兵就容易忘了战争的残酷，少了忧患意识，松了战斗意志。这种环境下，政治工作本身也容易出现问题：干的活儿跟打仗需求对不上号，跟前线需要脱了节，跟“打胜仗”这个根本使命拧着劲儿。 病灶之一是内容“打空靶”——说的不是官兵想听的、部队需要的。什么是“脱靶”？就是政治工作的内容与实战需要不匹配，找不到问题，敲不准鼓点，做不到战士的心坎上，渗不进服务战斗力的根子上。 早在1944年，谭政就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批评了教育内容脱离实际这一倾向，指出有些同志在战士面前专门喜欢谈论国际大势与国内大势，却不愿意谈论本地本军与本连本队的大势……他们所号召的东西，并不是那个部队实际上所需要的东西…… 政治工作如果脱离作战需求，不深入解决官兵对作战任务的思想认知问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战斗力。2025年12月，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在中原腹地打响，某连一位新任指导员为了不影响考评得分，根据事先拟定的政治工作预案，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战场动员，却因为与战斗时机扣得不紧、空话大话较多，不仅没有激发士气，反而让官兵产生抵触心理。 病灶之二是程序“兜圈子”—— 搞成了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程序上的繁琐，就是政治工作过度强调程序和细节，脱离战场实际、官兵需求与部队需要，用材料齐全代替工作落实，用程序完整代替效果导向。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部分胜利。形势向好，政治工作追求热闹和声势的倾向有所抬头。一些部队置国民党金汉鼎部“会剿”于不顾，大搞贴标语、喊口号、开大会、表决心等一系列形式主义动作，耽误了应有的战斗准备，致使敌人“进剿”轻易得手，直逼古田。红军虽然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形式主义害死人”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2年12月，毛泽东指出，红军“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解放战争前夕，他要求人民军队“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形式主义是战斗力的大敌，也是政治工作的大敌。习主席反复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政治工作不是“绣花”，而是为了打仗。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工作导向，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居敬行简、去繁从简，以实的作风推动落地见效。 病灶之三是评价“空转轮”—— 干得好不好，不看战斗力看热闹。虚化空转，就是评价政治工作成效缺乏战斗力这个硬标准，陷入自我评价的怪圈，产生不了实际效益，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实际效果却被忽视了，机器一直在转，却没有输出实质性的动力。 过去，政治工作的标准很“硬”：做得好不好，就看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怎么样。1941年1月18日，罗瑞卿在《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尤其应表现在我军战时政治工作之强大的威力，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和每一个战斗的胜利的争取。 身处和平环境，这个标准就容易被软化、弱化、虚化和边缘化。一些单位慢慢出现政治工作与备战打仗“两张皮”的现象，把政治工作等同于开会发文、填表留痕、检查评比，热衷于造声势、做表面文章，看似热热闹闹、台账满满，实则与练兵备战关联不大、对提升战斗力毫无裨益。 正如罗荣桓1944年在山东军工会上指出的那样：“部分政治工作者有自由主义、个人地位观念，不关心军事工作，不关心军事技术的提高，而只满足于自己繁多的会议，繁多的工作计划，争吵时间，争吵先后，脱离了战争的实际。” 评价上的虚化，是制约政治工作牢固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关键症结。2015年4月，《关于在党委领导工作中贯彻落实战斗力标准的意见》印发，明确要求紧紧围绕提高战斗力筹划、指导和展开工作。把政治工作对战斗力的支撑度与贡献率作为衡量标准，推动评价指标从“软任务”向“硬杠杠”转变、评价主体从“自我循环”向“实战牵引”转变、评价结果从“领导满意”向“战场认可”转变，才能确保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方面，融入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 深究这些病灶背后的根源，说到底是初心站位偏移、价值标准虚化、重心主业跑偏，忘记了我军永远是战斗队的根本属性，忘记了政治工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根本使命，忘记了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三 战斗力标准，是衡量军队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新时代的政治工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保这个标准在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都扎下根、结出果。要让政治工作真正融进备战打仗的链条，嵌入到未来战场的每一个环节，最终为打赢赋能，在强军路上彰显强大的生命线作用。 根子要扎在“战”字上。“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是政治工作与生俱来的使命。就像当年王稼祥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和平病”是最大的敌人。政治工作怎么做？当务之急是紧盯战场变化和打仗需要。不能光在课堂上讲道理、在书本里找答案，要打破这些局限，把教育融入到指挥链里、渗透到训练场中，大力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早在1930年，我军第一部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更是旗帜鲜明地要求政治工作必须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这个传统一脉相承：政治工作离开了提升战斗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空转、跑偏。 校准政治工作的评价体系，核心是什么？就是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看材料多、看实效少”的做法，把政治工作对战斗力提升的实际贡献，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政治整训，就是要砍掉那些跟打仗无关的花架子，破除那些削弱战斗力的老毛病，重点看官兵精气神足不足、部队战斗力强不强、备战打仗的根基牢不牢。一切为了打仗的导向，必须树得正、立得牢。 政治工作抓得紧不紧、实不实，离不开严格的监督检查。历史上就有教训：1932年党中央就严肃批评过苏区红军中政治工作“薄弱”“敷衍”甚至“动摇”“抵抗”的现象。1934年，王稼祥同志在政工会议上直接定调：政治工作必须保障每一个战斗的胜利！战前要解决问题，战后有不听命令的要坚决纠正。这为战时政治工作立下了铁规矩：从严督导，向战发力。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我军历史上多次进行政治整训、召开政工会，就是为了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确保政治工作始终服务保证备战打仗。进入新时代，必须用“严”的主基调，大力整顿政治工作脱离实战、搞形式主义、作用弱化的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压实督导责任，倒逼作风转变、能力提升，让政治工作真正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政治工作有没有生命力，关键看它能不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核心标准之一就是看：能不能促成战斗任务的完成。 1955年打一江山岛，是我军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兵种多、协同难，官兵心里没底，甚至有点害怕。怎么办？前线指挥部党委定下决心：三军协同，先要思想同心！他们组织陆军上军舰、空军进陆军营房，互相学习兵种知识、研究战术配合，消除了神秘感和恐惧感，确保了“联得上、打得赢”。政治工作在最前线展现了强大力量。 今天，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样强调深入一线、闭环落实。海军某部坚持任务推进到哪里，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干部骨干靠前做思想工作、抓组织建设、搞群众工作，凝聚军心、锤炼部队，圆满完成任务。 火箭军某部落实习主席“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的要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作链条：部署任务、一线检验、打完复盘找问题、整改提高再出发。这样就把思想引领、组织作用、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工作，贯穿到备战打仗的全过程，让政治工作真正在战位扎根、为打赢发力。 历史经验警醒我们：政治工作脱离实战就是白忙活，战斗力标准落不到末端就是空口号。 要真正在全军树牢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就必须在末端一线形成闭环：对照打仗任务定清单、明责任；工作推进要经得起实战化检验和督导；任务完成后要复盘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不断优化提升。要确保工作部署下去有回音，一线情况反馈上来有回应，实战经验教训能促进工作改进。只有这样，政治工作才能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发挥关键作用。 四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决心的终点，在每一个带兵打仗的人身上。政治工作能不能真正服务战斗力？关键看政治干部。他们什么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什么样；他们懂打仗，政治工作才真管用！ 回望征程，从古田的星火到抗战的烽烟，再到和平的岁月，一条铁律贯穿始终：政治干部必须懂军事、会打仗！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生生不息的密码。 先看“标杆”人物：罗荣桓被誉为“政工元帅”，他的军事才能同样令人钦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罗荣桓在山东抗战的时候，提出了‘翻边战术’‘敌进我进’等，没有这些开创性、卓有成效的战术，山东的抗战大局是打不开的！” 再看历史传承：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就明确，政治人员应当学习军事知识；2014年古田全军政工会再次强调，政治干部要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政治工作要成为行家里手，军事工作也要成为行家里手，这样才能把政治工作做好。 实践出真知。抗战时期，我军实行“军政双训”，造就了一大批军政兼通的优秀指挥员。1940年3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明确要求“一切政工人员要学习军事，并学习战时政治工作”。 1954年1月，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提出：“政治工作必须渗透到技术、业务中去，保证军事技术和各项业务的提高……只有这样，政治工作者才有发言权，才能创造和各项技术、业务相适应的工作方式，政治工作才能收到成效。”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政治工作必须明确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一总目标，只有明确这个目标……政治干部才会注意学战术，学会做各种战斗情况下的政治工作，才能克服政治工作中的文牍主义、闭门造车、形式主义等等。” 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实践，无不昭示一个铁律：政治工作的威信与实效，系于政治干部能否与军事实践同频共振。 走进新时代，战争形态深刻演变，但“一切为了胜利”的目标从未改变，“关键在人”的道理愈发深刻。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挑战，政治干部仅仅“懂思想”远远不够，必须将“学军事、练指挥、研科技”融入血脉，把自己锻造成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 唯有如此，政治工作才能真正挣脱“文牍主义”“闭门造车”的枷锁，与备战打仗实现“心跳同频、发力同向”。也唯有如此，“战斗力标准”才能从墙上的口号，变成官兵心中笃信的真理、行动中自觉的准绳。 传承“军政兼通”的基因，锻造打赢未来战争的硬核本领——这，是历史留给新时代政治干部最珍贵的传家宝，也是最紧迫的冲锋号！ 五 百年风雨不改其志，时代变迁不易其本。政治工作，这条人民军队的“生命线”，必须在战火的洗礼中弘扬应有的价值。它不能成为“花架子”，不能陷入“两张皮”，不能患上“和平病”。它必须是冲锋号、加油站、定盘星，必须是官兵心中那团永不熄灭的火。 征途漫漫，始终向战；胜战初心，永远青春。回望一径烽烟，“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早已沉淀为人民军队的精神底色，融入政治工作的血脉灵魂。 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赓续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筑牢坚不可摧的政治根基、凝聚无往不胜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