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万水千山的“红色印记”——回望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

镌刻在万水千山的“红色印记” ——回望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 ■周 一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资料照片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红军长征的壮阔征程中，报纸、布告、标语等多种载体，共同构成了部队宣传工作的主要依托，也成为长征文化中极具分量的组成部分。红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在沿途广袤土地上播撒下无数红色革命火种，为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夺取革命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珍贵宣传史料，依然是我们回溯长征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的生动鲜活教材。 长征途中，红军宣传工作始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推进，面临着诸多现实考验。 首先是行军环境的极端恶劣。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例，在一年多时间里纵横10余省，翻越多座人迹罕至的高山，跨过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等多条河流。高强度的连续行军，对官兵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都构成极大挑战，筑牢部队战斗信心自然成为宣传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 其次是军事斗争的空前残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兵力有8万余人，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仅剩3万余人。漫漫征途中，红军头顶有敌机侦察轰炸，四面遭反动军队围追堵截，宣传工作必须时刻聚焦坚定官兵斗争意志，才能为部队突出重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再者是群众工作的客观需要。当时，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蛊惑，沿途不少地区的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很大误解，个别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还向红军队伍放“黑枪”。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让群众准确了解党和红军的群众政策、民族政策，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自然成为宣传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不同的宣传载体因地制宜发挥作用，形成了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的宣传格局。 长征期间，红军出版的部分祝捷报纸。资料照片 一 在行军途中，报纸成为官兵随身携带的“前进号角”。依托报纸开展内部宣传，是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优良传统，当时红军已创办《红星》报、《战士》报、《健康报》等报纸，常态刊发部队胜利捷报、中央和军委重要会议精神以及社论、读者来信等内容，深受广大官兵喜爱。长征出发后，受物资匮乏、频繁转战等条件限制，多数报纸被迫停办，但《红星》报始终坚持出版。长征期间，《红星》报共推出28期长征专号，对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战斗进行及时报道，生动展现红军官兵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持续激励全军将士的战斗决心，是名副其实的“前进号角”。 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及时刊发《在新环境下的政治工作》《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奋斗》等社论，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及时传给部队官兵，有效解除大家此前的思想困惑，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指明前进方向。与此同时，各路长征红军也结合自身战斗实际和物质条件，不定期刊印“号外”“捷报”等各类临时报纸，随时随地开展宣传、鼓舞士气。 除传递战斗信息、统一思想认识外，长征时期的红军报纸还承担着服务官兵日常生活的重要功能，围绕长途行军中的物资补充、卫生防病等实际问题普及知识、传授技巧，助力部队持续保持战斗力。针对部分官兵出发前准备不充分、缺鞋少袜甚至赤脚行军的情况，1934年11月14日的《红星》报专门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一文，明确指出“解决部队中的草鞋问题，在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上，占着重要的位置”，并在同期报纸中列出多条保障草鞋供应的具体可行办法。 部队进入川西地区后，筹粮难度陡然加大，《红星》报随即刊发《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等文章，推广部分单位筹粮的成功经验，动员和指导各部队顺利完成筹粮任务，为穿越草地做好充足物资准备。长征途中，不少战士患上疟疾、痢疾、夜盲等疾病，加上长途跋涉中跌打损伤、肌肉劳损频发，《红星》报、《健康报》便持续刊发各类卫生常识，详细介绍多种常见病的预防和处置方法，为官兵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红军抗日宣传画。资料照片 二 当需要向群众郑重宣示政策主张时，布告就成为最具公信力的“红色名片”。作为一种正式规范的宣传方式，布告通常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或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布，张贴在集镇圩场、交通要道等群众密集区域，既能快速把党和红军的政策广而告之，更能以公开承诺的形式接受群众监督，起到“徙木立信”的重要作用。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第一时间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既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又将“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等红军纪律条款全部公之于众，明确告知群众“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这份布告让遵义城内的老百姓迅速对红军形成了直观、良好的印象，大家不仅真心拥护党、红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主动捐粮捐物，不少青年直接报名参军。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彝族聚居区。为消除民族隔阂、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红军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不仅用通俗语言宣讲党的民族政策，明确提出“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还首次公开阐释“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主张，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同和全力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布告中明确写下“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万里长征”这一广为人知的表述也由此正式流传开来。 三 要实现随时随地、全覆盖的政策传递，标语就成了最接地气的“流动宣传员”。和报纸、布告相比，标语制作更简便、传播更广泛，几乎不受物资和场地限制。红军官兵大多用刷子、油漆在墙壁上书写标语，物资匮乏时，小刀、毛笔、煤块甚至石头、竹片都能成为书写或雕刻的工具，书写载体也不局限于墙壁，行军沿途遇到的大石头、树木、石碑、牌坊，都能成为传递革命主张的宣传阵地。 1935年2月27日，为进一步扩大标语宣传的覆盖面，红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要求“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命令下达后，部队官兵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人人动手写标语、宿营地处处是标语的群众性宣传热潮。 从内容上看，红军标语几乎涵盖了当时我军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有面向内部鼓舞士气的，比如“打大胜仗，消灭大量敌人，创造大的苏区”；有面向群众宣传党的群众政策的，比如“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汉苗一家，汉苗平等”；有面向国民党军官兵开展瓦解工作的，比如“红军官长对士兵又和气又亲热，白军官长对士兵又打又骂”“反对白军官长克扣军饷”；还有面向全社会宣传抗日主张的，比如“白军兄弟和红军一起北上抗日去”“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一条条简短有力的标语，把革命主张送到沿途每一个角落。 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仁怀留下的木板标语。资料照片 四 为了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看懂革命道理，漫画就成了跨越语言障碍的“无声宣传员”。长征途经的不少偏远地区，群众长期受地主、军阀压迫，生活贫困、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县城里识字的人寥寥无几。针对这一情况，红军在刊发新闻、书写标语时刻意追求文字简洁明了，同时搭配生动形象的漫画进行辅助解读，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一眼看懂其中含义。比如在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题漫画中，就用“锤子镰刀”的形象代表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路边群众手中挥舞的小旗上写着“打倒军阀”“打倒侵略者”等字样，生动勾勒出军民齐心、共御外辱的浓厚抗战氛围。 回望长征，党的宣传工作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既为部队官兵筑牢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发了高昂的战斗士气，也为党带领红军冲破千难万险、开创中国革命崭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无数宣传工作者凭借手中的“十八般兵器”，施展“十八般武艺”，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正是这份扎根实际、服务群众的初心，让长征时期的宣传工作穿越时空，至今仍闪耀着动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