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橘子洲头的另一种回答

采访王戟之前，我做了大量功课，“轮椅”“高位截肢”“肾衰竭”——这些是围绕着他的关键词。但是，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轮椅，而是他的笑容。 新闻镜头里的他始终笑着，这让我大为不解。一个失去了双腿，又患上肾衰竭的人，为什么笑得如此灿烂？ 带着这个疑问，我进行了一周的群像采访。直到有一天，他的妻子黄春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让我心里一动：“我们家可太需要乐观主义者了。” 去探望他的人备好一肚子安慰话，到了病床前谁也说不出口——因为王戟先笑了，他笑着抬起手说：“我的脑袋和手没有坏，只要能敲键盘就行。” 他不看失去了什么，反而思考自己还有什么。同事说：“他看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它有一种方法论。 后来我在返程的高铁上一直在想这句话。窗外是湘江，江水流过橘子洲头。我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也有一个人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方法面对过困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时中国革命处在低潮，他看到的不是失败，而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王戟被命运突然“击沉”之后，他没有沉底，而是选择重新“浮”起来。他以轮椅为战车、用脑子当引擎、用代码当武器，重新“站”了起来。 一个曾被“击沉”的人，用行动证明了：“沉”和“浮”之间，隔着一个“选择”的距离。 他选择了继续战斗，选择了不把“失去”当作终点，选择了在国家和军队最需要的时候不缺席。他的笑容里没有表演，没有强撑，只有一种清澈：他知道自己还拥有什么，并且决定继续向前。 王戟的笑容之所以让人觉得不真实，是因为它太“轻”了，而当你走近他，你会发现这份“轻”的下面，压着极重的底子：科学家的严谨、军人的使命、师者的温度，还有对国家需求的敏锐感知。他把这些“重”的东西，压缩进了一个“轻”的笑容里。 所以他的笑，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忍”出来的。它是他找到答案之后、继续赶路时，自然而然透射出来的光。 一个科学家破解难题后，从逻辑深处涌上来的快乐——像他微信头像里的π，属于数学里最美的“欧拉公式”的一部分； 一个军人确认自己仍在战位时，从职责深处升起来的骄傲——不是大声宣誓，而是一句“我还能参与”； 一个老师看着学生沿着自己走过的路继续往前走时，从时间深处沉淀下来的欣慰。 他就这样摇着轮椅，微笑着，忙碌着，在实验室、办公室、医院之间穿梭着，在“谁主沉浮”的国防科研战场里加速“奔跑”着。 同事说有一次去茶水间打水，听到王老师在里面哼着小曲，便远远地没去打扰他的那份惬意。 王戟的轮椅仿佛自带一种“引力”，周围总是围绕着许多人：有校园里的学员“粉丝”，也有缠着妈妈要去跟王戟伯伯打招呼的小朋友，有跟着他攻关的团队成员，还有机场里伸出的一双双善意的手…… 采访快结束时，我问他病房里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瞬间。他想了想，说2014年世界杯，同事王挺带了一个足球来病房，让他签名。“后来我把它奖励给了一位师姐。”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亮亮的。我没再追问那位师姐是谁。但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个夏天，在那张病床上，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笨拙的善意”：我知道你躺着动不了，但我还是要邀请你参与这个世界的狂欢。王戟接过笔，签了，那个瞬间，世界没有忘记他，他也没有放弃与世界发生连接。 在考验不断的个人命运里，谁主沉浮？王戟说：“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这是他的回答。 在世界科技革命百舸争流的时代，谁主沉浮？王戟用一个个国家重大课题、一项项科研成果做出回答。 离开长沙那天，湘江水还是那样流着，一百多年来没有变过。所谓革命乐观主义，从来不是盲目相信事情会变好，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不利中找出有利，在失去中清点剩余，然后坚定地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