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emorating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s Long March | Night Crossing at Yudu: The Great Expedition Sets Sail

1934·于都·十送红军（四联拼接油画，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陈树中、陈一墨、田 欣作 在江西省于都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当地红歌队演唱《长征组歌》的嘹亮歌声，又把人们带回到了那风雨如磐的岁月。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后，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渡河计划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咀）、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10个渡口渡过于都河。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带着警卫战士走出何家老屋，踏上于都河北岸城东门渡口。 城东门渡口排满整装待发的红军队伍，还有依依惜别的群众。毛泽东伫立渡口一侧，静静注视着身上挂着粮袋、草鞋的队伍通过浮桥，奔向南岸。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彼时，错误的军事指挥，让红军陷入被动苦战，红色政权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历史》载：“（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虽然在王明路线主导的宁都会议上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职务，离开决策中心，但他仍密切关注着局势变化。随着广昌失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高瞻远瞩的毛泽东迅速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下一步战略行动作出准确判断。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来到于都县城，拖着病躯四处奔波，调查军情。9月20日，毛泽东在于都给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报告了赣县、于都、登贤等地敌情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情况，提出“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 时逾92年，存放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的电报格外醒目：“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片纸千钧，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后来回忆说：“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于都河，是赣江支流贡江在于都境内的别称，又称雩河、贡水，年径流量约134.24亿立方米。曾几何时，古老贡水孕育出“仙娘镇水”“鲤精报恩”等美丽传说；又曾几何时，于都河水为当地人民运输竹木、土纸等农副产物带来楫舟之便，滋养了两岸20余万亩红土地和世代黎民百姓。 1934年秋，于都河担当起一项史无前例的使命。中央红军8.6万余人由此展开史诗般的远征。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1962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回忆起当年长征出发夜渡于都河，战友刘伯坚前来送别的场景，感而成诗。 1934年秋的于都河，虽值枯水期，但宽达600余米的河道，最深处约20米。当时，没有足够大的渡轮，没有现成可用的桥梁，8.6万余人的庞大队伍，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安然渡河，岂非神话？ 时任红军工兵分队指挥员的王耀南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的一天，洪超师长和黄克诚政委把我和刘子明同志找到师部。洪师长开门见山地说，总部命令你们务必在十二日以前赶到雩都执行架桥任务。 王耀南率部赶到深水河段渡口时，赣南省苏维埃政府调集的800余条船已经到位。大家与动员前来的千余名船工和木匠，采取“木船横排、铁锚固定，绳索串连、木板铺面”的方法，在河道上架设浮桥。为避开敌机侦察、轰炸，掩护红军秘密渡河，浮桥统一在黄昏后架设，昼拆夜搭。中央红军主力渡河期间，于都河上的5座浮桥先后架、拆达15次。 自10月17日起，中央红军主力从10个渡口分批渡河。18日傍晚，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挥别苏区的乡亲，周恩来等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依依不舍地从于都的东门渡口踏上浮桥。 时任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桥下的水徐徐流着，我们的队伍从桥上缓缓地通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向前，向前，迎着蒙蒙的暮霭，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水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的脚步声代替了。” 在鲤鱼、石尾、渔翁埠等渡口，红军使用小船摆渡或涉水过河。时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彭加伦在回忆录中写道：“红色战士一队一队地由各个村庄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地继续向雩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相互错杂着……船夫不断地摇着他的木橹，一船一船渡过去了……” 夜色苍茫，贡水呜咽。身后是含泪相送的苏区群众，前方是未知的漫漫征途。告别中央苏区的红军官兵，神情刚毅，步履铿锵。 在“长征第一渡”旧址前，贡江镇渔民村船工后代李明荣几十年如一日，深情述说父辈们夜送红军渡河的故事——“那几天，我父亲李声仁、母亲王九发及几十个族人，把各家的20余条渔船划到罗坳石尾渡口，一夜来回往复几十趟。我家那条船，父亲划桨，母亲摇橹，一连数晚，把红军一拨拨送到对岸。”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两份战略转移计划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 一份是《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计划显示：红5军团担负后卫，其他各野战军团及各中央纵队实施机动集结；统一安排全军休整、筹粮、架桥、伤员转运，实现作战、行军、后勤统筹安排。 另一份是《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计划表明确两个军委纵队及各军团渡河时段、渡口安排、船只调度等要素，实行错峰夜渡，避免扎堆抢渡及被敌机侦察突袭的情形，确保野战军隐秘快捷、安全有序地完成渡河机动。 当时，战略转移的所有筹划和准备都在隐秘中推进。刘英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抵达于都后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我又问毛主席：‘我们走到哪里去呢？’他说：‘不知道’。” 但一切都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文指出：“要做好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的动员解释工作”；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及地方部队接替各野战军团防务；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直属机关从瑞金出发，向于都地区转移；此前，各野战军团已陆续从各自驻地开拔，向于都河沿岸集结地域集中。至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基本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1934年10月12日8时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向各军团、纵队下达命令：“将该表（《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规定野战军全部行动，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第一纵队仍于今十二号晚移动。” 10月16日19时，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告知红军独立第3团将于明（17日）到达兴国以南地域接替红5军团抗击周浑元纵队任务，红5军团则应于17日晚转移至社富地域……红5军团应与独立第3、独立第13两团取得联络，规定他们的行动部署。 走进历史深处，不难看到，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集结开始长征并不是孤立的行动。 当时，在江西省德兴县重溪山区，于7月初从江西瑞金出发执行北上“调敌”任务的红7军团，正大踏步向闽浙赣苏区挺进；在贵州省石阡县甘溪地区，孤军西行“探路”的红6军团，在与敌激战数日、损兵过半的情况下，继续向黔东方向挺进。一北一西，两路先行，奏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曲。 中央红军出发后，项英、陈毅等率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人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他们大部分牺牲，幸存下来的官兵成为新四军第1支队的骨干。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雄红军以大无畏精神和铁一般的执行力，闻令而动，各担重任，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2019年5月20日，习主席在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亲切会见于都县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代表时，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纪念馆，墙上一组数据令人震撼：中央红军出发前，苏区人民筹集粮食90余万担、银圆80余万块；赶制草鞋和斗笠各20余万双（顶）及大批棉被（衣）等；提供大量生铁、铜锡、土硝等兵工材料，红军弹药生产猛增6倍以上；沿河老表们自发捐献门板、床板、瓜棚板等架桥板材达十几万块。 王耀南曾回忆架设浮桥时一件往事：“当时一位姓曾的大爷，执意要把自己的寿材捐献出来。我不忍心收，曾大爷火了：‘这位同志啊，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 在苏区人民心里，有本明白账：红军打胜仗，老百姓头顶才有一片晴朗天空。 中央红军出发之际，数万苏区青壮年踊跃参军，仅于都县就补充兵员近万人；另有万余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随军行动；无数家庭接收安置伤病员和红军后代，最多一户安置了7名伤病员。据不完全统计，仅于都县参加长征的红军和民工，就有超过1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收养红军伤病员和后代的家庭，后来大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 苏区人民把身家性命与党和红军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为长征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央红军主力向于都集结期间，沿途赤卫队、儿童团等勇担封锁警戒任务，严密封锁消息。红军直到顺利渡过于都河，敌军仍对此一无所知。 30万于都人民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为红军成功实施大规模行动提供了坚强保证。 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 岁月流转，山河见证。1934年秋，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成为军民生死相依、同心共赴的生动写照。此后，从长征路上的抢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到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成为我军所向披靡的制胜密码。 日月如梭，沧桑变迁。如今，当年红军架设浮桥的5个渡口位置，已建起5座恢弘壮观的现代化大桥。“横渡”变成“跨越”，但92年前的那个深夜，周恩来在踏上浮桥出发时那句“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赞叹，仿佛仍在于都河上回响，温暖和激励着老区人民。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柳亚子说：“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回答：“没什么妙计，如果有的话，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