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玉树的那个夏天，党旗之下格桑花开

党旗之下，格桑花开 ■温 青 茅文宽绘 一 我至今还记得2010年的那个夏天，在玉树高原流动的颜色。 那颜色有银黄。方舱医院一排排舱体在高原烈日下泛着黄色的光晕，铺展在玉树体育场上。中午最热时，舱顶被晒得发烫，隔着手套摸上去都灼人；可到了夜里，那层铁皮冷得像冰，把白天吸进去的热量全还给了星空。 那颜色有军绿。战友们身着夏季作训服的身影连成一条线，从急救舱到手术舱，从药房到病区。那绿色在高原的强光下褪得很快，洗上几次就泛了白，可谁也没心思换。 那颜色有洁白。哈达挂在每间舱室的门口，随风摆动。来苏水的气味混着酥油茶的味道，在走廊久久不散。护士们的白大褂口袋鼓鼓囊囊，装着胶布、棉签、一次性手套，还有藏族阿妈塞进去的奶渣。 那颜色更有鲜红——废墟旁那面党旗猎猎飘扬，被高原的风鼓起来时，像一团燃烧的火焰。7月1日那天，美朵拉增站在旗下宣誓，脸颊上飞起的红晕，比格桑花还艳。 玉树的7月，格桑花开得正盛。那些纤细的花茎在稀薄的风里摇曳，白的、粉的、紫的……它们东一丛西一簇，从地震撕裂的地缝里钻出来，从瓦砾的间隙探出头来，从被压弯的铁皮屋檐下斜斜伸出。我常看它们，看着看着就出了神——在那个夏天之前，我从不知道生命原来可以这样脆弱，又这样坚韧。 我们的方舱医院就在这片格桑花中间，像一艘泊在高原的方舟。舱门一开一合间，生死在交替，希望在发芽。门开时，担架被抬进来，家属跪在外面不肯走；门合时，里面亮起灯，照亮医生额头的汗珠。我们都是这方舟上的人——穿着军装的医生护士，嘴唇干裂、眼神疲惫却晶亮；从废墟中站起来的藏族同行，刚刚失去亲人，却已经拿起了听诊器。时间久了，便分不清谁是金珠玛米（藏语，指解放军），谁是藏族同胞。泪水流在一起是咸的，汗水淌在一处是热的。递一瓶水，不用说话；搭一把手，不用道谢。高原上氧气稀薄，可人和人之间，心贴着心。 二 美朵拉增就是在那年夏天正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的。 7月1日，方舱医院临时党委举行火线入党仪式。场地就在方舱外那片空地上，背后是连绵的雪山，头顶是高原的蓝天。面对党旗，13个人，13双眼睛。我举着相机的手有些抖，不是因为高原反应，是因为那一刻过于庄重。当镜头扫过美朵拉增的脸庞时，我看见她的眼里噙满泪水。 她后来告诉我，站在党旗下的那一刻，她想起了许多个黄昏。 那些黄昏里，她站在妇产科舱室的角落，背靠冰凉的铁皮，看张红娟医生做手术。张红娟是我们方舱医院的妇产科军医，有32年的军龄，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她的膝盖在汶川救灾时落下旧伤，在高原上肿得像发面馒头。在玉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亲手接生了73个孩子。 美朵拉增至今仍能清楚地复述那个日子：5月11日，尕群被推进手术室。 这个来自杂多县的藏族妇女，30岁出头，脸上已有被高原风吹出的细纹。地震后，她和丈夫从垮塌的土坯房里逃出来。丈夫的胳膊被砸断了，用一条围巾吊着，她的手一直护着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7个多月了。得知方舱医院有位“接生娘娘”，他们连夜搭了辆运救灾物资的卡车赶来，一路上颠簸了6个多小时。 那天，张红娟已经连续工作了很长时间。高原反应让她嘴唇发乌，指甲盖发紫。可她硬撑着站在手术台上。 10点19分，婴儿的啼哭划破高原的寂静。那声音尖尖细细的，却穿透了铁皮做的舱壁，传出去很远很远。走廊里，大家鼓起掌来，鼓着鼓着就有人哭了。 张红娟从手术台上下来，被战友们架出去输液。美朵拉增跟在后面，看见尕群的丈夫跪在走廊上磕头。那个黝黑的康巴汉子匍匐在地，额头重重叩在冰冷的地面。 美朵拉增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跑出舱外，蹲在一丛格桑花旁边，捂着脸哭了很久。她就是在那个黄昏写下入党申请书的，趴在方舱医院临时搭的木板床上，就着一盏应急灯的光。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把申请书折好，放在枕头底下。那一夜，她没有睡着。 三 江西院长也是在那年夏天入的党。 这位州医院的院长46岁，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半。地震发生时，他在西宁开会。接到消息，他连夜往回赶。等回到玉树，他的三位亲人——姐姐、外甥女和堂兄已经去世了。我们刚来时，他沉默得像一块石头，领着我们看场地、划区、接水电，说话简洁，说完就走，步子很快，像是要用忙碌把自己从悲痛中拉出来。 方舱医院展开后，他像换了一个人。医院第一天收治了80多个病人，他一个个地看，用藏语问病情，再翻译给我们听。他说，是金珠玛米把他从阴影里拽出来的。他看见我们的护士跪在地上给藏族阿妈洗脚，看见我们的医生把自己那份盒饭让给病人家属，看见一个年轻的小战士因高原反应呕吐不止，吐完又跑回去抬担架。他说，这些事，桩桩件件，都刻在了他的心里。 5月25日那场开颅手术，江西提起仍眼眶泛红。 结古寺的丹增喇嘛，50多岁，地震时因经堂倒塌被砸中头部，颅内出血，送来时已经昏迷。医生决定实施开颅手术。然而，海拔将近4000米，气压低，麻醉剂量不好掌握；而且设备简陋，连像样的无影灯都没有。 手术刚开始，5.9级余震来了。舱体剧烈摇晃，器械叮当作响。一个护士下意识张开手臂护住器械台，身体跟着舱体一起晃。江西站在手术室外的观察窗前，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手术台前的医生护士，努力像钉子一样扎在原地。主刀医生等摇晃稍缓，就继续实施手术。灯不够亮，汗水淌进眼睛也不敢擦，旁边的护士拿纱布给他蘸一下，动作轻得像拂去一片羽毛。一个多小时后，玉树历史上第一例开颅手术在这间晃晃悠悠的铁皮舱里完成了。 丹增醒来后，看见绿色的军装。他缓缓竖起大拇指，声音微弱却清晰：“解放军的医生，了不起！” 江西那天晚上和我在方舱外的空地上坐了很久。高原的夜空缀满星星，银河横亘天际。他点了支烟，抽了两口又掐灭。沉默很久，他忽然说：“我想入党。” 我侧头看他。月光下，他眼角的皱纹很深，像高原上的沟壑，可是眼神很亮，亮得像远处的雪山在月光下的反光。 四 “我想入党。”索南巴久当时也说过同样的话。 这位年轻的儿科医生当时26岁，个子不高，很爱笑。在方舱医院的两个月里，他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有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个被救回来病人的姓名、年龄、诊断、手术时间和主刀医生。他说，金珠玛米教会他，什么是“有一线希望，就尽一万分努力”。 那个误食杀虫剂的两岁男孩被送来时，脸是青灰色的，小小的身体软得像面团。母亲抱着孩子蹲在舱门口哭，父亲低着头不说话，爷爷拦在担架前，认为抢救是干扰生命轮回，死活不肯签字。 索南巴久跑过去，用藏语跟老人解释。老人摇头，态度很坚决。急救组的战友们在一旁急得团团转，氧气袋已经接好，除颤仪充着电发出“嗡嗡”的声响。时间一点点过去，孩子的脸色越来越灰败。索南巴久终于忍不住了，他吼了出来，用的藏语：“解放军一分钱不要，拼命救你娃娃，这是在给你送福啊！你看看他们——”他指着急救组的战友们，那些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嘴唇憋得乌紫，一个个像拉满的弓，“你看看他们的嘴唇，他们本来不需要受这个罪的！” 老人愣住了。母亲忽然把孩子往担架上一放，跪下来给医生磕头。 当晚，急救舱的灯彻夜未熄。第二天凌晨3点，孩子出现室颤，需要胸外按压。战友们轮流上，每个人都按得满头大汗。直到第二天黄昏，男孩的手指终于微微动了，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往上跳。索南巴久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也不擦，就那么站着，咧着嘴，又哭又笑。 他后来说，那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世上或许没有神佛，却有穿着军装的神鹰，在稀薄的空气里张开翅膀，从死神手里挽回生命。那天晚上，他在值班室写好了入党申请书。 还有那个肝破裂的6岁女孩，叫才旦卓玛。被送来时她的腹腔里全是血，血压都测不出来。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输血1000多毫升。那些血是战友们现场献的，抽完就送进去，还带着体温。 还有那位89岁的老奶奶，被压在废墟下30多个小时，被救出时已奄奄一息。她说不清哪里疼，只拉着护士的手不放。护士守了她三天三夜，喂水、翻身、擦洗……老人终于能坐起来那天，护士趴在她床边睡着了，睡得很沉。 五 方舱医院临时党委与州医院签订帮扶协议那天，我去采访。 仪式很简单，两张桌子拼在一起，铺了块绿军毯，上面放着两份协议。签字时，人们在鼓掌，掌声在高原空旷的空气里显得稀稀落落，但每一下都很结实。仪式结束后，江西望着远处正在搭建的新板房。那些蓝色的板房一排一排，像列队的士兵。他看了很久，忽然指着脚边说：“你看，格桑花开了。”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丛格桑花正从瓦砾缝隙中探出头来，茎秆很细，却挺得直直的。江西蹲下身去，用手轻轻碰了碰花瓣，没舍得摘。他说：“这些花在藏语里叫‘格桑梅朵’，是幸福花的意思。” 他说这话时，不远处那面党旗正迎风招展。风很大，旗帜鼓起，旗角啪啪作响。旗面上的镰刀锤头，在高原的艳阳下熠熠生辉。那旗帜的红，是滚烫的、流动的，像是把天边最浓的晚霞扯下来织成的。 那年夏天，格桑花开满高原，党旗映红雪山。那些花，从残垣断壁中长出来，从裂缝和伤口里长出来，从不相信眼泪的砾石间长出来。那面旗，在海拔4000米的风中飘着，被日晒，被雨打，被余震摇晃，却一日比一日更鲜艳。而我们，都是花丛中的人、旗帜下的人——是用汗水浇灌生命、用信仰托举希望的人。 美朵拉增入党后，被分配到州医院重建的第一线。她学会了抽血、缝合、看心电图。她说，她要成为张红娟那样的人。 江西牵头负责新医院规划。图纸是他自己画的。他说新医院落成那天，要在门口种满格桑花。他还说，要在花丛中立一块石头，刻上那年夏天所有在这里战斗过的战友的名字。 索南巴久被选派到内地进修。临走那天，他用藏语写下一行字贴在方舱的留言板上。有人翻译给我听：我们曾在这里一起战斗，所以我们永远是战友。 六 方舱医院撤离那天，很多人来送。尕群抱着孩子来了，那个在方舱里出生的婴儿，已经长出了浓密的头发。丹增喇嘛也来了，他给每个医生护士献了哈达，白色的、长长的，挂在每个人脖子上。 车队开动时，格桑花在风中摇摆。我从后视镜里看着那些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融成一片模糊的颜色。可我知道它们还在那里，一年年地开着，从废墟里、从石缝里、从时间的伤口里，不知疲倦地开着。 我至今仍时常梦回那个夏天。梦里方舱医院还在，格桑花开着，党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我们围坐在高原的星空下，有人唱歌，有人不说话，有人往火堆里添柴。风把火星吹起来，飘向夜空，像是要飞到星星那里去。 我们用汉语和藏语交错着唱，唱的是同一句： “玉树的明天更美好。” 是的，我们都相信。因为那年夏天，在格桑花与党旗交相辉映的地方，我们看见了——生命可以战胜死亡，希望可以填平废墟，信仰可以创造奇迹。 那些花现在还在开吗？一定还在。夏天，当高原的风变得柔和，当雪山的融水汇成溪流，它们就会从土里钻出来，扬起脸对着太阳笑。就像那些在方舱里出生的孩子，就像那些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就像玉树。 这一切，都是献给“七一”的礼赞。 也是献给生命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