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用红丝带扎着的情书，带着喀喇昆仑的雪意

心上的喀喇昆仑 ■陈学海 陈 磊绘 王爱丽至今保留着那些信。见到我时，她将那些信从衣柜里拿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邮戳也看不清了。但她一封都没丢，用一根红丝带扎着。 信是她爱人许士良写的，似乎仍带着喀喇昆仑的雪意。信里，记录着他们的爱情。 2002年盛夏，在南京农业大学的梧桐树荫下，王爱丽收到了一封盖着新疆泽普邮戳的信。信封边角磨损，沾着淡淡的油渍，邮戳日期已是半个多月前。 她撕开信封，一张照片滑落——寸草不生的山峦，终年不化的积雪，一个穿着军大衣、脸庞黝黑的年轻人站在哨所前，笑得露出白牙。信很短：“爱丽，这里海拔5170米，氧气只有内地的一半。但我每天值勤的时候，都能看见最亮的星星。想你。” 她后来回忆，那个下午南京很热，知了叫个不停。她坐在梧桐树下，把信读了3遍。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常山第三中学的操场上，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正在演讲，他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正读初三的王爱丽坐在台下观看。 “那是许士良，高三的，学生会主席。”旁边的表姐悄悄告诉她。王爱丽记住了这个名字。 表姐和许士良是同班同学，还是邻居。上下学的路上，王爱丽和许士良时常会打个照面。 1994年12月，许士良穿上军装，登上西去的列车。4年后，许士良从原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毕业，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他被分配到天文点边防连。 那一年，王爱丽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因为年少时的好感，他们渐渐有了书信联系。许士良的信往往要走1个月，从天文点边防连下山，到三十里营房，再到叶城，然后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才能到南京。 2002年，王爱丽考上复旦大学研究生。那年暑假，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新疆，去看许士良。 经过70多个小时的火车和40多个小时的大巴，她辗转到了喀什，距离许士良的驻地泽普还有200多公里。 在泽普，她等了7天。山上下来的人说：“路不通。”她就天天到汽车连打听，见着穿军装的就问：“您是从天文点下来的吗？”到第7天，她终于搭上一辆上山送物资的卡车。 一路驶去，要翻越3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达坂。车子在“之”字形的山路上盘旋，一边是刀削般的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每过一个弯，她的手心就攥出一把汗。司机看她脸色发白，问她要不要吸氧。她摇头，死死抓着扶手。“我就是想看看，他生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她对我说。 当许士良站在连队门口迎接她时，她几乎认不出那个记忆里的面庞——他瘦了、黑了，脸颊上顶着两团高原红，嘴唇裂了口子。可他笑得那么灿烂。 “那次去南疆，第一次见到边防是什么样子，”王爱丽说，“那些年轻的战士，经受着高原的风霜，让人看着心疼。” 有一年，许士良从三十里营房打来电话。那时手机还不普及，边防线上通信更是困难。许士良辗转找到一部卫星电话——那是连队为数不多的“宝贝”。 号码拨通后，许士良第一句话是：“爱丽，我在三十里营房，这里海拔3700多米，比天文点低很多，可舒服了。” 电话那头的杂音很大，像风灌进话筒一般。王爱丽听着许士良的声音，心想：什么叫“可舒服了”？3700多米的海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70%，普通人走快几步都要喘。她知道，他是怕她担心。 2004年夏天，王爱丽第三次上山。那时，许士良调到了边防团汽车连，负责跑边防一线。他们一起去了三十里营房，当晚在库地兵站住宿。 库地达坂，是新藏线上的一个险隘。那天中午还是艳阳高照，下午突然变了天。乌云从山头压下来，几分钟后，就是大雪纷飞，能见度不足10米。司机不敢再开，把车靠向路边。许士良跳下车，站在风雪里指挥。 王爱丽趴在车窗上，看着那个穿着军大衣的身影，在漫天雪花中挥动手臂。雪落在他的肩上、帽子上，很快积起薄薄一层。他像一座雕塑，钉在那个路口。 她想，这便是“军人的职责”。那一刻，她心中涌起强烈的感动。 第二年，研究生毕业的王爱丽再次上山，与许士良完婚。“既然他铆在喀喇昆仑，那我就上山来办婚礼吧。”婚礼就在泽普县城驻军家属院临时申请的一间小屋里举办，他们请战友们吃了顿饭。屋子的窗户朝北，光线不太好，王爱丽却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她从集镇上买来一块碎花布，做了窗帘；又淘来一个旧书架，摆上许士良的军功章和两人的合影。 婚后，王爱丽依旧在上海打拼，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与丈夫两地分居，她需要一个人面对职场的压力，以及等待那些迟到的情书。 有一次，许士良在电话里问她：“你后悔吗？” 她反问：“后悔什么？” “后悔找个当兵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后悔的是，没能早点上山看你。” 休假时，同事们大多去著名的旅游景点度假，王爱丽却在每年夏季准时请假，背上行囊，踏上那条通往高原的路。 后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许士良脱下军装，转业回到上海。王爱丽在上海开启了创业新程。 今年他们的儿子许泽华读高二，年前一家人搬进了新买的房子，把老家的父母也接了过来，热热闹闹过了个年。 时间过得真快。 可有些东西，时间改变不了。 我看着眼前这对夫妻。当年哨位上的那个新兵，已是中年；他妻子的眼角也添了细纹。可他们笑起来的样子，还像当年一样。 “当年，是你追的爱丽，还是爱丽追的你？”我问许士良。 他笑了，笑得很爽朗：“是她追的我！追到天边边！” “别听他瞎说。是他先给我写信的。”王爱丽在一旁忍不住反驳道。 “但你回信了。” “你写得那么好，我能不回吗？”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像两个孩子。 窗外，传来阵阵蝉鸣，梧桐树的叶子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江南的夏夜浸润着湿润的气息。 我想起喀喇昆仑的风。那里的风又硬又冷，打在脸上生疼。可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地方，依然生长着顽强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