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 the Wisdom of 'Transformation' (化) to Achieve Surprise, Reverse the Battlefield Situation, and Secure Victory

善“化”者胜 ■郝东红 军事上的“化”，是指转变思路、转化问题，本质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权争夺，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灵活性的体现，也是“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辩证思维的彰显。它要求指挥员不拘泥于固定形态和固有优势，在动态对抗中，通过主动的“转化”和“变化”，创造利于己方的“进化”路径，最终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在与强敌对手的较量中，中国传统兵学思想既不提倡妥协退让，也不推崇盲目蛮干，而是将“化”的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变化、演化还是进化，都能帮助人们积聚力量、争取主动、赢得生机。在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的运用中，善于驾驭“化”的智慧，能够出其不意、扭转战局、取得胜利。 重视结构与形态变化。《孙子兵法·军争篇》中讲，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意思是说，作战行动要靠多变的计谋，根据是否有利来决定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在力量结构方面，讲究分合相结合，部队平时可分散部署、化整为零，而当敌军来袭时，则迅速整合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孤立薄弱”之敌。在力量形态方面，则要虚实结合、奇正相倚。二战期间，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以虚构的登陆舰队“虚晃一枪”，隐藏了真实的战略图谋和登陆地点，将虚假的威胁“化”为有形，把真实的力量“化”为无形。至于何时变化、如何变化，《孙子兵法·虚实篇》强调“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曹操提出“兵一分一合，以敌为变也”。可见，结构与形态变化的依据是“因敌而动”，目标是实现“我专敌分”。分与合、有与无的变化，都是为了灵活机动以适应战场形势变化，确保能够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或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结构与形态的变化，要求指挥员具有一双“慧眼”，通过深入有效的对敌侦察、透彻敏锐的态势感知达成“知彼知己”，通过畅通的指挥网络、高明的统筹部署，“如臂使指”般排兵布阵、指挥作战。 促进风险与机遇演化。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危”与“机”并存，二者转化迅速且频繁。高超的指挥艺术可帮助指挥员有效化危为机、化害为利。二战期间，英法联军被围困于海滩，本是巨大的军事灾难，但敦刻尔克大撤退有效保留了英法联军的有生力量。这些经验丰富的官兵成为日后反攻的骨干，英法联军在万分危急之中积蓄了力量，得以继续战斗。背水作战本是兵家大忌，但韩信在井陉之战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敌方猛烈追击的情况下，以背靠河水的绝地麻痹敌军、激发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死之心，有效实现了化害为利。促进“危”与“机”的演化，首先需要用好信息差，通过欺骗、佯动让敌方作出错误判断，以设置歼灭敌人的“陷阱”。例如，“围师必阙”就是避免围得过死而激发“死守”的决心，以“网开一面”貌似留出生路的方式，诱敌在逃亡中钻进“口袋阵”。其次，需要把握时间差，在对手认为胜券在握，但尚未完成部署、合围时，果断行动，利用时间窗口跳出包围圈或出其不意实施攻击。最后，需要保持意志差，以平时的训练和磨砺，确保己方在战斗精神、承压能力上胜敌一筹，以实战中的决死冲锋、英勇不屈压制战胜对手。 推动技术与观念进化。“战争是最少保守的领域。”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军事力量和组织形态、战争形态也将随着技术、敌情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但一支军队的军事技术与观念，并不一定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自然进化。假如指挥员不能主动预见并引领时代变化，就会变得被动，最终导致“落后”和“挨打”。20世纪30年代，德军已经发展出以坦克为核心的“闪击战”，但波兰军队部分高层仍沿用传统的战术思维和训练模式指挥部分机械化的骑兵。这成为波兰战役中波兰军队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上一场战争的思维，永远打不赢下一场战争。为此，指挥员需保持“知识恐慌”，主动学习前沿技术、拥抱技术风口，善于洞察实战实训中的短板、痛点，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思路破解难题；需打破“边界壁垒”，确立联合作战、融合发展的观念，拓展知识体系、深化联演联训，运用“集成头脑”练出“协同大脑”，用新质生产力“孵化”新质战斗力，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更多的胜算和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