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累计行程超10万公里，他们为258位无名烈士找回名字

5年累计行程超10万公里，山东省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为258位参加济南战役的烈士确认身份—— 让“无名烈士”英名永存 ■贾园园 中国国防报记者 李伟欣 1948年，华东野战军9纵73团率先登上济南城头，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荣誉称号。 1948年，华东野战军13纵109团，因解放济南立下大功，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 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城区繁华地带，英雄山静静矗立。山体海拔不高，从英雄山北门出发拾级而上，半小时即可登顶。山巅之上，革命烈士纪念塔高高矗立。 坐落于此的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1900余位烈士。牵动革命烈士寻亲中心成员周光涛神经的，还有位于陵园南部山坡上的那片无名烈士墓区。这里安葬的是811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未能确认姓名的烈士。当年战事紧急，牺牲的烈士大多就地掩埋，捧土为墓、削木为碑。几十年过去，木朽名消，难以辨认。烈士遗骸迁移至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后，只能先以无名烈士安葬。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区。 为了让无名烈士“有名”，让更多英烈“回家”，2021年，济南市成立革命烈士寻亲中心。今年4月21日，寻亲中心成员及志愿者第22次集结，前往多地开展走访，李池、赵松林、刘玉高、时乃民等4位烈士名字被成功确认。至此，他们已为258位无名烈士找回了名字。 5年寻访，他们不仅让那些闪亮的名字重焕光华，而且让那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呈现出有血有肉的立体模样。烈士们的事迹和精神，亦如星火燎原，感染并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 “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寻亲的工作已经开始了28年。1998年，时逢济南解放50周年，在烈士陵园工作的陈放，接到一个新任务，为陵园里的烈士们寻找亲人。 当年清明节，从山东临沂赶来一对夫妇，他们想找自己叔叔魏相近烈士的安葬地。两人当时能提供的所有信息，仅有一封家信和一张魏相近的烈士证明。陈放取出一套《山东省烈士英名录》，从22万多名山东籍烈士名录中逐页逐字查找，终于发现了魏相近的名字。名录中清楚记录着魏相近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牺牲时间和安葬地。 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的第一部“寻亲热线”就此开通，直到2011年陈放退休，他们已帮助百余位有名的烈士找到了亲人。然而，那片无名烈士墓区呢，他们的亲人在哪里呢？ “真想帮助他们找到亲人，但又无从着手。”陈放说。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周光涛，2012年，他刚到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工作，是从接线员做起的。一通通来自天南海北的寻亲电话，时常让周光涛难以入眠。 “我的父亲参加过济南战役，家人一直在找他，他安葬在你们陵园吗”“我的大伯在济南战役中牺牲，哪里能找到他的安葬地”“我丈夫1948年以后就失踪了，他在你们那里吗”…… 电话那头，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思念与等待。周光涛意识到，即便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仍有亲人始终在等待他们“回家”。周光涛和同事们不断在烈士英名录中筛选比对，仅确认极少数烈士的名字，陵园内仍有不少无名烈士无法确定身份。 技术的进步让寻亲工作有了新思路。2021年，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利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墓区提升改造和散葬烈士迁葬的有利契机，与市公安局鉴定处展开合作，尝试利用DNA鉴定技术，为无名烈士确认身份。 2021年1月28日，工作人员首次对4位烈士遗骸进行采样，全部提取到有效样本，并成功为2位烈士找到亲人。初次尝试取得成功，寻亲中心成员备受鼓舞，也不由加快了工作节奏。他们知道，许多烈士的亲人已经等不及了。 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棺椁时，由兆松已经76岁。父亲由月亭牺牲时，由兆松还未出生。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父亲，让由兆松的爷爷奶奶记挂了一辈子。他们弥留之际，拉着由兆松的手反复叮嘱：“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安葬地，代我们去看看他。” 得知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济南战役牺牲的烈士，由兆松多次从老家烟台赶往济南寻亲。那些年交通不很方便，去一趟济南要转三四次车，由兆松一次次带着希望出发，却一次次失望而归。2019年，已年过古稀的由兆松再一次寻亲未果，他对着刻有父亲名字的烈士英名墙磕了三个响头，带着遗憾离开了。 幸运的是，经过寻亲中心成员多轮比对，由月亭烈士的身份信息于2024年被成功确认。得知这一消息后，由兆松坚持前往济南，参加父亲墓地的立碑仪式。2025年，由兆松因病去世。 寻亲中心成员常说，为烈士寻亲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神圣工作。和烈士相近的亲属大多已经年迈，时间越久，他们的记忆越模糊、言语越不清，甚至等不到相遇便离开了。 “找到他们，记住他们，是责任更是使命” “不敢想象这个事情能做成。”采访中，检验员李思悠多次这样感慨。 李思悠参加了第一批烈士遗骸检验工作。她介绍，在刑侦领域，DNA技术被称为“证据之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但烈士遗骸由于埋藏时间久远，加上受地质条件、微生物等多种因素影响，DNA降解严重。 “新鲜牙齿检材一般一两天就能出结果，但第一批4位烈士的遗骸样本，整整做了一个星期。”李思悠回忆，检验组成员每个环节都反复实验，成功率却只有40%左右。繁琐复杂的工作，让有6年工作经验的她第一次产生畏难情绪。 然而，每每想起烈士遗骸上那些与战争有关的创伤，李思悠都心痛不已。这些烈士平均年龄仅22岁，最小的还不到18岁。很多烈士骸骨上有弹孔，有的还遗留着弹片，还有头骨上明显的刀伤，“可以想象，这些20岁左右的战士，迎着子弹冲锋，与敌人战斗的壮烈场景。” 一段段被时光尘封的历史，就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寻亲中心成员们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抹眼泪。 “找到他们，记住他们，是责任更是使命。”周光涛说。检验团队也在不断创新DNA提取方法：尝试不同试剂盒并调整搭配组合；舍弃半自动提取设备，采用人工提取方式；戴上两层手套，避免细胞脱落污染珍贵的样本……一系列改进检验措施应用后，烈士牙齿DNA提取成功率达到90%。 济南革命烈士寻亲中心工作人员与烈属交谈，研判寻亲线索。 有了烈士DNA信息，寻亲中心成员们便开启了寻访之路。他们结合公安部门的大数据专业平台开展数据对比，通过大数据分析，初步研判烈士籍贯地大致范围。 但并非每条线索都很精确，有的线索指向多个乡镇、村庄，有的线索涉及几十位烈士。至于究竟哪里是烈士的家乡，哪位是烈士的亲人，有赖于人工一遍遍甄别排查，追踪过程如抽丝剥茧。 一次，周光涛前往烟台海阳市，一条烈士的DNA信息指向海阳市3个乡镇，涉及40余位烈士。在10余个村子中仔细排查后，他们对3位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亲属开展DNA鉴定。但让他们困扰的是，鉴定结果与烈士DNA信息均不一致。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成员们的目光投向第一轮被排除的孙学通烈士。英名录上记载的孙学通烈士是1948年8月失踪，而济南战役发生在1948年9月。成员们重新查看信息，发现当时的时间记录是阳历和阴历混用，当年的农历8月正好是济南战役发生的时间。 经过进一步核实，成员们终于找到孙学通的爱人张淑卿，最终确定了孙学通烈士的信息。 周光涛记得，确认孙学通烈士信息那天，94岁的张淑卿老人哭得像个孩子，“我一直认为他没有牺牲呐。”1958年，张淑卿收到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但安葬地不详，她便始终相信丈夫还能回来。无数个日日夜夜，张淑卿独自等待着，从青丝熬到白发，一等就是70余年。 周光涛和寻亲中心成员陪在老人身边，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心疼、敬佩，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但很快，寻亲中心成员们又开始新一次寻访。 烈士亲属在墓区祭扫。 “英雄被记住的同时，一颗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 随着寻访深入，一个个关于别离、牺牲、信仰的故事，具体而微地呈现在寻亲中心成员面前。 张淑卿老人回忆，1948年秋天，参军一年的丈夫寄回一封家信，信中说：“我们要去打济南了。”她按照来信地址回信，并随信寄了7毛钱。可不久后，信被退回了，丈夫也再没了消息。 济南解放后，孙学通烈士的哥哥作为接管人员入城，苦苦寻找弟弟几十年。哥哥去世后，孙学通的侄子继续四处奔走，到烈士陵园及相关单位寻找…… 团聚，是很多无名烈士家属几代人的梦。9月24日，是济南战役胜利纪念日，也是济南革命烈士陵园为当年确认身份的无名烈士立碑的日子。2024年立碑仪式上，烈士隋永奎一家四代9位亲属悉数到场。他们激动地说，家里几代人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如今终于圆梦。 科技的进步让这份期盼有了更多可能。2024年，济南市首次运用AI技术为57名烈士复原容貌，让跨越时空的“相见”成为现实。 烈士姜吉琴的墓前，弟弟姜吉美抱着他的复原画像热泪盈眶。“像，真像！”姜吉美哭着说，“我哥当兵走的那年才18岁，那天下着小雨，我正在地里干活。哥哥牺牲后，一直没找到他安葬在哪里，如今终于找到了。” 这些年，寻亲中心不断挖掘整理无名烈士的故事，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组成的“英雄山薪火”宣讲团，走进学校、社区开展宣讲。 在烟台大学，宣讲团成员讲述寻亲经历时，许多学生红了眼眶。不少胶东地区的学生在结束后主动留下来询问：“我们那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烈士？” 当地小学生在济南战役纪念馆参观。王 军摄 曾参加济南战役的老战士为考入军校的新学员讲述革命故事。王 军摄 在海南一所小学，孩子们安静听完整场宣讲。结束后，一个小男孩跑到宣讲团成员刘艺面前，小声问：“老师，我以后要学习什么专业，才能帮助这些烈士找到家人？” 刘艺一下愣住了，她意识到，跨越10万多公里的寻找，成员们收获的何止是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英雄被记住的同时，一颗关于家国与责任的种子，也在年轻人心里生根发芽。 寻亲的故事，不仅关乎过去，更照亮未来。让无名烈士“有名”，让更多英烈“回家”，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场寻亲接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济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版式设计：王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