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忆起营房旁的那棵大榕树，而我们永远是榕树下的兵

榕树下的兵 ■曹 展 我常忆起营房旁的那棵大榕树。每当记忆的风轻拂，榕树下那些过往便如电影胶片般，在我脑海中缓缓播放，温暖而清晰。 初见榕树，是在1976年初冬。那一年，我所在的南通县三余区有20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我们在三余轧花厂换上棉军装，登上长途客车，经南通港换乘轮船，又从上海上了绿皮闷罐车。几十节车厢，稻草地铺，我们一路欢歌，载着十八九岁的青春，奔向铁血的营盘。 车到厦门，车门打开的一瞬，所有人都愣住了。 家乡已有初冬的冷意，这里却满目葱茏，暖风拂面。路旁的树浓荫蔽日，粗壮枝干上垂下无数根须，像老者的胡须。后来我知道，这叫榕树，厦门人叫它“大胡子树”。它的气根自枝头垂落，触地便能长成新的树干，年深日久，一株便能成林。榕树在厦门随处可见，人们喜欢在榕树下乘凉、下棋、谈天，把日子过得从容而绵长。对于我们这些离家的战士来说，榕树则有另一种意蕴——它的根须不管伸出去多远，最终都会扎进土里，长成新的支撑。 初到军营，我体质弱，部队训练强度又大，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到榕树下坐一会儿，看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听风过树梢的沙沙声。说来也怪，只要背靠那粗壮的树干，心里的焦躁便能慢慢平息。 榕树见证了我的军旅岁月。它见过许多个黄昏，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想念千里之外的南通老家，想念母亲做的饭菜和那片会落雪的土地。它见过孩子们围坐在树下听我讲雷锋的故事。那些孩子捡拾落叶做风车，爬上低矮的枝丫假装探险家，笑声像榕树的气根一样，一簇簇地落进土里。它也见过我的沮丧、我的迷茫和重拾信心后坚定的目光。 最难忘的，是那个初秋的傍晚。 那天训练强度格外大，我咬牙撑完全程，累得几近虚脱。收操后，班长叫住了我：“小曹，晚饭后到榕树下，咱俩聊聊。” 我心里有些忐忑。班长是江西南昌人，我们都喊他“老表”。他平时话不多，训练场上却是一把好手，动作利落，口令响亮，从不拖泥带水。被他单独叫去谈话，我不知道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晚饭后，班长已经坐在榕树下的那块青石上了。夕阳西沉，余晖穿过榕树的枝叶，在他脸上落下斑驳的光影。他看见我，拍了拍身旁的位置：“坐。” 我挨着他坐下。 “小曹，”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你跟我也有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但我也看得出来，你有心事。” 我没说话。榕树上的知了忽然叫起来，像要把黄昏撕开一道口子。 “想家了？”他问。 我点头。 他望着远处的操场。那里白天还响着口令声和炮闩拉动声，此刻空无一人，只有暮色一寸一寸地漫上来。 “我也想。”他说，“我刚来那会儿，天天想。我家在赣江边上，想家了就去江边坐着，看水往北流。后来我们指导员跟我说，当兵的人，心里得装两样东西，一样是家乡，一样是脚下这片土地。想家不丢人，丢人的是光想家忘了站岗。” 榕树叶被晚风吹得沙沙响，知了还在叫着。班长转过头看着我：“小曹，咱头顶这棵树在这站了多少年，谁也说不清。台风来，它扛着；太阳晒，它顶着。它根扎得深，所以站得稳。咱当兵的人，也得学它。”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他说起自己刚入伍时5公里跑不下来，老兵拽着他的武装带往前拖；说起第一次实弹射击，炮声响起的瞬间他吓得闭上了眼；说起有一年除夕站岗，他听见远处的鞭炮声，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松开了。 从那以后，我更爱去那棵榕树下了。高兴时去坐坐，烦恼时也去坐坐。它不说话，但仿佛什么都懂。它的气根从枝头垂下来，一条一条扎进泥土，就像我们这些兵，从天南地北来，都在这里扎下了根。 退伍回乡，离开厦门那天，我特意去榕树下站了很久。晨光透过枝叶落在我肩上，像一只温热的手。我对它说：老伙计，我走了。它没有回答，只是把满树的叶子摇得哗哗响，像是道别，又像是叮嘱。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可榕树依旧在我心里长着。每当遇到难处，我就想起班长的话：根扎得深，才能站得稳。 20多年前，我和几位失联多年的老战友重新联系上了。隔着电话线，我们都已经辨不出彼此的声音。有人提议建个战友群，让我取个群名。我几乎没有犹豫——“榕树下的记忆”。 群建起来那天，天南地北的战友们纷纷往群里发老照片，有我们在“五七”高炮前的合影，有老营区的大门，有江头小学孩子们的笑脸；最多的，是那棵榕树。不同年份拍的照片中，树下的人换了又换，树却永远是那个样子，枝繁叶茂，气根垂地。 今年，是我们入伍50周年。当年一起爬上绿皮闷罐车的200多个南通青年，有的已经不在了，在世的也分散各地。但我知道，只要我们还记得那棵榕树，记得榕树下的那些黄昏、那些歌声和汗水，我们的心就永远在一起。 今夜，我独自坐在窗前，遥想营区那棵榕树——它一定还站在那里，气根垂地，独木成林，像一个兵。 而我们，永远是榕树下的兵。